我之生而未尝不厌食米也，故粽子之类亦未尝着之心上，故于端午，常以为可不可无不可也。今既为文人而无一用之足以救世也，而身常困于己而未足以及人也，而感人与世之遇之难也，而遂感于屈子之身世及精神者矣，所谓年少意气风发而略不更世事，若是者其可谓诚如是者也！夫人之年渐长也，而心中之感与日俱增矣，而常有一种情不自禁之深情流露于不自觉之中，而自为消魂之具也，而身之苦之为憔悴也，而心实慰之而转无痛苦之意，岂非精神之境界，良足以矫之也哉？因逢端午之日，而我当而立之年，而有感于屈子之精神，愿申一二言以语之也。

屈子者，楚人而王族，而富贵者之流，而肉食而未能鄙者也。肉食而未能鄙，此其悲剧之所由生者欤？故其心秉清世之志而坚持不懈，而坚贞自洁，而恶于世之污垢，而不欲于随波逐流，皎皎乎独立于世，而终遭沉沦。观其事，殆近于完美主义者，而与辛稼轩之境界为异矣！辛稼轩之境界云何？则身处乱世之中，不能行完全之志，抱绝世之才具，而终郁郁于世者也。然当其在位，则举全身之力以行所欲而有所利于民生世界，而身心之为世俗之所沮丧，而不顾也！故其为词，能为豪放之精神姿态。若屈子，则完美主义者而至于水清则无鱼之境界者也，其心不能容世之有所污也，故不能少损其志而为其次之境界，而宁以一死辞天下也！其勇于能死之心，诚亦决然而可观者矣，然我之观其能死，有所会心于其内在精神而及于外在之姿态者也。

屈子之精神，唯其为完美主义者，故其能死之姿态，亦绝美者也，亦美仑美奂者也！犹若盛装之赴死，而必整其容者，若病中不欲见汉武之李夫人，屈子之殁，亦必以华丽香艳出之者也！此种外在之姿态，乃其内在精神之绽放，若无内在精神之热烈而染于感情而为深情，则何必以此盛装而香艳华丽之姿态以赴死邪？故外在之艳丽郁怒者，必有内在之精神及热烈之深情者矣。故屈子之篇章若《离骚》、《九章》者，色彩之秾艳奇丽而意味之芬芳悱恻，大为吾国歌诗中之异观，而香草美人之传统，亦瞩目千古，后世诗人若李义山者，虽得其色彩意味而未具其内在之精神，即李太白之高蹈超绝者，亦不足以方其艳丽，则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说，我之又甚惑之者矣！屈子之精神及姿态中明明而有此种之绚烂，而吾人每以平淡之为说者，何邪？则必推屈子于其内在之精神及热烈之深情而外，又有一种之心理，其极至于坚贞独立而不受濡染于世俗之庸俗恶劣，而将为能死也，则又盛装以饰而出之以香艳绮丽，必自恋若是，可以为此也！其贞之极，故自恋之若是也！唯其深于自恋也，故于世俗之精神，未得真正之体会，而于辛稼轩之境界有所阙如，其精神虽可臻于大我之境界，而在现实世界中之成就，则以一能死而泯之者矣，若流星之陨而灿烂，而绚丽固大过之者矣！

故屈子者，身实未能独立而依附于王者也，而为美人之姿态，若用情之专者，彼既无以我为念而若情之始乱终弃，于其深心中实已无欲生之望，故有能死之志也，世人之作为此者，亦非鲜矣！唯其无此独立之精神也，而为独立坚贞之姿态，而不能为豪放之精神境界及姿态也！吾人之每睹其篇张而感其绚烂之色彩，虽离于俗艳，而又有所未足者也，能入而不能出，亦屈子之所以为悲剧也。观后世之论而每有反复者，而宋之后遂以陶潜之人格为极致，而今我遂以辛稼轩为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之最高境界，而不以屈子，其亦有所由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