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在看了我的《从余秋雨的教授身份说起》的文章之后说，“不希望大家面对的是一个为我们的文化真正做出贡献的人而给太多的不良言语”，也许，这是一种见人之长的精神，是对于人才的一种很好的态度，象曹操的任人唯贤，是我最为佩服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结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是余氏真是那种“为我们的文化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价值评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自己所做的简历：

1983年之后，由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
　　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从这份学术的简历看来，所谓的文科正教授的名誉，是和学术的成就关系不大的，评教授和博导如金庸者可以只在材料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评上，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其中的名堂，何况，比起沈从文的未进大学而任教于大学，钱穆的自学成才，钱钟书的数学不及格而考上清华，陈寅恪的没有学术专著而成为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简直就是相形见绌的！这些资本，才是其真正过人的本事的一种鲜明的证据，所谓的最年轻，和其学术的最终成就，基本上是没有着很大的关系的。至于“十大”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名誉并不是真本事的显现，何况既然仅仅是上海的“十大”，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我指的是一种历史的而超出了个人的那种意义，作为一个在自己行业里的人物，如果要牛气的话，至少应该是国手级别的水平，如果不是，是根本没有资格牛的！各种评奖也是如此，很难看出真正的学术水平来，现在的学术状况大家是都知道的了，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我看最重要的还是看一看余氏本人的学术著作的含金量比较实在一点。从所列的五本书来看，两本是专业史方面的，所谓专业史，就是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形成一种学科的历史的研究，很难有自己的东西，这一点也许外行的人还不知道。这种东西在学术的一般研究和普及性的层次上还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高手的过招那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还有两本是专业研究，比较深入，但是，其创造性——如果有什么创造性的话——也是仅仅局限在研究的创造上，没有实质性的创造，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至于最后一本是关于美学的，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戏剧的，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自己的美学学科和理论体系，美学的一套理论不外是外国美学理论的移植，这样就更谈不上创造了。至于“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既然是若干年一评，自然也不是国手的评价标准。

在余氏的文学创作之中，最有影响和价值最大的自然是《文化苦旅》，这本书基本上是研究思维模式在散文中的扩展，还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最关键是有着很大的阅读性，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文化含量，实在也谈不上有多少的。一些感叹式的浅层次的东西，绝对不是那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东西，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最好别用文化的高度民主说事。如果说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真正贡献的人，只能是一些国学大师级别的人物，而不是余氏这样的一个比较普通的“著名学者”，何况，照现在的趋势，余氏早已经和学者久违了的！就《文化苦旅》的高度和成就而言，不论获得了何种的奖项，都掩盖不了其根本超越不了五四时期那批散文大家的水平，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和理解，根本和李敖没法比。在深度上，李敖是以号称读着最多的书（尤其是对于古书的阅读，以及对于史学的专业训练和研究，这些余氏都没法子比）、中西兼通的姿态来审视中国文化的，李氏的杂文，才是对于中国文化真正有贡献的典范！（可惜的是，李氏骄傲的史学方面，没有什么经典性的著作。）余氏的东西，没有这个高度。余氏的文学基本上是文人和学者气质的一个杂揉的产物，是两者之间取巧的产物，也就是说，在这里和那里，都不是最高的高度，不过是两面都讨好罢了，在这个层次上，一般的人都会佩服他们的“博”，但是在高手过招的时候，专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如人家是一样天下第一！在对于文化的建设和深度上，余氏连李敖都比不上，又怎能和鲁迅这样的大家来比呢？

一是——本来，一个人的成就如何，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根本管不着，并且，即使不是国手级别的人物，不也是很好的生存着吗？毕竟，那样的人物是很少的。但是——因此我们的批评的立足点在于，一个人不论你的成就有多大，心态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关系着人的道德！名不副实甚至是名过其实很多，是我们所批评的，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形你推不掉，至少也要表现出你的谦虚来！你象钱钟书，人家誉他为“文化昆仑”，他知道自己是担当不起来的，所以一再的表示不要拿他做文章，尤其是不要在名上做文章，人家低调的做着学问，而不是到处的招摇。我们为什么强调道德？不是说过曹操的任人唯贤的做法很是为我们所佩服的吗？一点不错，但是这是两回事：曹操重视的东西是实际和实务，即有能力的人就行，能做事的人就行；但是文化的学术的东西，是根本的为着人生的，为着社会的，必须有道德的底线，才可以见出人类社会高于自然的性质来！文化是间接的有益于人生社会的，文化的进步有着一个理想的高度，我们必须不断向着这个高度前进，才可以见出我们的进步和贡献，试想，一个在人格道德有着缺陷的人，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历来重视道德的，为什么道德这么的重要么？因为，道德是我们在文化的高度上进入到“道”的境界的必由之路！没有这个东西，是达不到最高境界的！当然，也许你的水平是第二，但是第二就不是创造创新的境界了，而只是“技”的境界！陈寅恪为什么讲课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已有的不讲，自己曾讲过的不再讲），就是因为这种创造的真境界！我们的文化艺术为什么讲究道德和人格的修养？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单纯的技术就可以达到最高的水平，这种情况，是在中国的文化里绝对不会出现的，也不曾出现的，但是那些在文艺上做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在人格道德上都有着过人之处。在这种层次上，你要说话，至少应该是国手的水平，才可以表现出一点牛的味道，否则我看还是乖一点为好！我们可以水平不高，但是我们谦虚呀！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了！

如果说余氏这样的人对于中国文化也算是做出了真正的贡献，我看这种贡献的人在中国还多的是，多的很，连鲁迅、胡适、王国维、冯友兰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批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批评——，余氏我们就为什么不能给一点善意的忠告呢？如果把这种忠告看做是不良的言论，那也只能是他的行为之中所带出来的名不副实所具有的一种代价而已！我在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不良的言论，我们痛恨的是这种于细微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那种道德人格的不足而已，如果不是余氏有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自居的姿态的话，我是很懒得评论他的！就象一个起点一样，就象一个角度一样，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差别是很小的，但是越走越远，就越离正路远了，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里。如果余氏不以此为鉴，他的路是走不了读远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继承中国文化的大任，恐怕要落空了。

以上算是我的一点想法，能不能说得过去，是不重要的，也是我不以为意的，关键是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又没有什么中国文化传承者的姿态，我的语调里虽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但是这是无关紧要的，不关事情的本质的。

                        2006、5、27记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