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苍莽幽翠图》之作之出世，因“迟秋”之印，遂得见一所谓之旷古绝恋也。张氏终其生而一妻三妾，而终未能与最爱之女子李秋君善其情缘，是我之独恨其人之故者也。其遇于李氏也，自是知音，此种之知音尤为难得，其时张氏已有三室，而妻已过世。张氏以妾知音为不安而拒李氏也，其后则又娶一妾，而居日、韩之时，又有女友也，若是之种种，皆可以见其为人之风流其性者，而独于李氏为未公，是我之独恨张氏者也！

夫妾者，名份之外在者也，非关于最重要者也，成就情缘，乃为重耳，情者，世间最美之事与景也，此之为权衡，而张大千失智者之目，是流于表面之纠缠而未得深中内在之精神者也！是岂不足以恨之者邪？是足以恨之者也！其唯有此种之失也，乃使李氏终生未嫁，则其情之真挚热烈又可见也，而若是之后而不见，亦不足以深怪张大千，然其后之若干年岁，两人始终相伴随而缠绵，甚而起居亦多为李氏所料理，日相见而忍其情，则张氏之忍于情，是真残忍者也！由李氏之行观之，其岂以名份为念邪？必非是也！由是而见男子未若女子之见识者，我于张大千又得一例矣！嗟乎！一己则妻也妾也而其了也融融，一人则孤独寡幽而存于世，则我知李氏之虽未必以为尤，而其尤实足以有所由也，而其终不之尤而处之者，则益见张大千之见识，未一女子之若者也！则我之独恨张大千者，岂非足以有所由而为之者邪？

由张大千之见识，我又测知其不足为豪放之精神也，而于豪放之精神，不足以知其佳处之所在也。何以独以豪放之精神为张氏之失也？则有二因：一是近代凡书画之有所创造创新者，无不因于豪放之精神而自出其境界者也，一则张氏少年之精力多用心于石涛，号为摹仿之而近于以假乱真之境界——然独李氏能独知其为赝，则此女之佳，实张氏所不应不纳之又一故也——而石涛者，是以豪放之精神胜者也，我故是以豪放之精神以视准张氏也！

由未得于豪放之精神之佳处真味，我又足以推知其画之不足为最第一流之作之境界也。张氏之画，赴敦煌前多为好尚工笔重彩者，一九四八年沪上之展，犹然若是也。夫以此工笔重彩之用心而欲追踪石涛豪放之精神为其佳处之所渊源，是张氏之必不能得其真佳处之由也！则李氏之能识其为赝，不亦宜哉！夫既好石涛而又必经敦煌一役而始有大得，则益见其未得石涛之真精神也！夫于情之一事未能得透澈之领悟，宜其于石涛之精神未能得真正之领悟及佳处也！

夫豪放之精神，具体而可得见于大写意也。张大千之写意，非可以大写意之境界目之也。无豪放之精神而欲用心于大写意，是缘木而求鱼也，莫得其本者矣！故张氏之画，或有见荒率之处，或有见精致过度而见雕琢之气者，无不由于此也。夫石涛之佳处，在于一种荒寒蔚秀，在于一种不受拘束之天地精神，张大千之画既用心于精致，则其未能得其中之佳处也为必然矣！

然则张大千之画名而若是之高，是沽名钓誉者邪？非是也，而自有其佳处之所在。其佳处曰何？以我之目观之，有两大特色足以经营面目而有别于古之人也：一则其山水之幅，草木俱是繁盛壮郁之貌，而尤足以见山水之精神，此大异于古人之为荒寒简淡之趣也；一则其归自于敦煌之后，设色之本领大长，其设色之独到，非一般之人所能到也。以此而论，张氏又可谓能以自身之长而善学者也。尤其其山水之设色，亦大异古人，而受西人之影响，渐有抽象之因素，而具稍见模糊之色彩，有氤氲之形象而无古人之精秀而发于外者，虽或有不真之感，然可谓兼中西之长者矣，不能不有所失也，尤其在探索之阶段。其山水之设色，可谓独具一格而出色，若其他者则其设色之本领，犹未若齐白石也。白石之设色，更有世俗之意味，若张氏之法，则不易为此种之意味也。其中西取长并胜之最高境界我不足以见之，然以张氏之事而论，是未若白石之独以中国者也！开创之境界，我之深心以为然者，是白石而非张大千也！博、专之辩，博足以为提升之具，可以参之而勿用，若专则底色之精神，无是则不能至于艺术之最高境界也！

一言以蔽之，张大千非是真解情之人而犹受世俗之拘束，故其人其画，皆不足以至于艺术之最高境界，而非是中国画之方向也。

                    2006、5、19记于济南之红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