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寡，这实在是必然的事情，无论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当然学术也不例外。当一种东西一旦被广泛的接受，实际上就意味着其衰落和庸俗的开始，当然，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若不如此，事物总保持在一种巅峰状态，也就毫无发展可言了。不过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东西却是曲高而不和寡，那就是世界上美丽的女子，我们是都能知道其之为美丽的，但是在拥有的层次上，却依然是曲高和寡。

现在的学术，却呈现越来越普及的倾向。学者的著作一出就是一块砖头，厚实得很，也怪吓人的，动辄就是数十百万言，皇皇巨著想来也是足以自我欣慰的。不但是如此，出书的时限也短了很多，一般皆是几年一个课题，随着的就是一块砖头的出版，至于其社会效益如何或能有多少价值，或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所影响，那可就不知道了。而王国维经典性的著作《人间词话》，却也不过有六十几则五千多字而已，照他这样的经典著作，在现在的时代，恐怕教授是很难评上的，这么一本薄薄的东西，零散而不成系统，要是当作评审资料的话，人家会说：你在唬人呢！这么少的一点，能有多大价值！

于是我想到了学术之境界的问题。其实学术本来是一种非常清苦的工作，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心境和敢于淡漠名利的思想，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了的。现在学术的腐败，一是由于官本位的因素，一则是和教育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评职称的学术成果是有一定年限的，出早了出晚了都不行。就以此而论，王国维就很难评上教授的，《人间词话》写作时他不过三十来岁，而等到他评教授的时候，此一成果早过了时效了！所以说根本上不是学者们不想搞好学问，其实是形势不容许这样逍遥——老婆孩子一大家，凡是专心搞学问的又都基本上是不大通晓世俗的圆滑世故的人，要逍遥一番而大做自己的学问，不说别的，光出版学术成果就很难办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理解，毕竟，在生存的意义上，生活才是第一位置的。

然而，学术毕竟又是可以超脱于世俗之功利之外的，世俗的影响，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例如在陈寅恪求学的时代，拿洋学位是很时尚和实惠的，但是他却游学于各大学之间，不为学位而专心为求得学问。这样洒脱的人，在现在毕竟也不太现实了，现在硕士生进高校都很困难，何况没有一纸文凭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千古一仅见，也是没有用的。陈氏惟有有如此的一种求学的境界，所以他才取得了治学的一种非凡的境界。据说陈氏授课，有三不讲：一是书上有的不讲，一是别人讲过的不讲，一是自己曾经讲过的不再讲。当然，这种境界实在是仅有之人所能达到的，老师教授学生，基本上还照本宣科的，哪能书上已有的就不讲了呢？其实陈氏所谓的书上已有的不讲的书，是学术著作而非经典性著作如四书五经之类，我们不可加以僵化的理解。

细细说来，学术的三种境界，我认为是这样的：

第一种境界，就是一般学者的境界，立足于掌握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知识，目的在于了解和理解事物或现象或事实，足以可称为一专门的研究者，也就是所谓的专家。这种境界停留在“技术”的层次上，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授业解惑的大学老师。但是在深入研究问题和掌握前沿问题上，就不能走在前面，这一种境界的停留，主要是一个博而未精或精而未博的状态。这一种境界，基础是“勤”，一般凡是有兴趣从事于某一种学问的人，皆可以达到，如果付出一定的勤劳的工作的话。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种境界可以“水中盐味”或“纸花”譬之，或者以“有我之境”譬之。

第二种境界，则是博而又精的境界，对于事物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到位的理解和体悟，比如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已经达到了古人的最高水平和层次，足以称得上是大家或者是大师级别的修养和造诣了。这种境界，基础是“悟”，也就是在“勤”的基础上还要有一定的悟性，而悟性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尤其是顶尖层次的悟性。所以这种境界不是仅仅通过“勤”就可以达到的，当然，如果没有“勤”作为基础，其根基就显得肤浅而不深厚，也就很难达到既精又博的境界。这种境界的短处则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固然极有价值，但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却仅仅是量的重复而没有质的提升，也就是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创造、创新的境界。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种境界可以“蛹中之蝶”或“瓶中之花”譬之，或者以“无我之境”譬之。

第三种境界，则是由此向上，而进入到一种真正创造创新的境界，足以开启一代之新风气新领域而并达到了顶端层次的人，这种人既不仅仅依靠于“勤”，也不执著于“悟”，既不是靠单纯的“勤”，也不是靠单纯的“悟”，而是在可悟之处加以过人之“勤”，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点”上，其悟和勤都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于是，成就的取得，也就自然非别人所能望了。这种境界，也不仅仅执著于“精”或是“专”，或不执著于“博”或“精”，而是在一定的“点”上加以非常的努力，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和造诣。这种境界，可以“花中之蜜”（或云“蜜中之花”）或“土中之花”譬之，或者以“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按：此一境界为笔者所提出）譬之。

那么，是否可以举例说明呢？第一种境界就不必举了，第二种境界，许多国学大师级别的人物，基本上都停留在这个境界，要再前进一步，可是难上加难，所谓强弩之末曾不能穿鲁缟，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最后的关头水平和气力已经发挥殆尽，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了，哪怕是一点点而已。一分一毫的分际最是难于跨越，这一点在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已经有很好的说明了。而第三种境界，足以开创局面和为中国文化增色的人，例如陈寅恪、王国维是也。如果转移到文学的领域，则诗歌中的李杜是也，元曲中的关汉卿是也（元曲中仅此一人），新诗中的郭沫若是也（仅仅体现在《女神》，尤其是《凤凰涅槃》一篇），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人，谓之凤毛麟角，诚不为过！

作为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冲锋第三种学术境界的自信和相当的勤劳，那就象拿破仑所的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也不是一个好学者，虽然最后的结果和成就是不可以预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学术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我们才能看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未来。这种境界，不是西学东渐所能够达到的，而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有会心的体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借鉴，但是却是根本不可融合的。这就象阴阳二质虽然可以相互转化和吸收长处，但是，阴始终在阳那里不能成为真正的阳，反之亦然。同时，阴又是可以转化为阳的，也就是说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照样可以达到借鉴和参悟西学的目的和境界，所谓殊途同归，就是指在最高境界上，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这样说来，专心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而达到文化的最高境界，不也就显而易见了吗？分其心则必然有所损，以西补中，就很难达到我们所说的以上那种学术的第三种境界，这是一定的。

这样说来，学术的第三种境界亦即最高境界，实在是一种学术的伟大精神，追随这精神，是中国学术和文化未来希望之所在！

2006、4、26于济南之红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