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我憎恨任何不彻底的欢乐
憎恨一切乱弹的柔弱的声音
我既知道没有什么过失
为什么要装作一本正经
卑怯的人叹息沉吟
而勇者却面向光明
抬起他纯洁的眼睛
--海涅《抒情的插曲》
我有时不免要说说谎，那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但我对廖指挥长说我要好好表现，决非戏言。客观地说，作为知青，在生产队在民兵团，我的表现一般。因为我比一般同龄人要多些狡诈。同田恬恋爱以来，出勤率和干活的专注自然也是大打折扣。受到廖指挥长的批评，我自己也作了反省，我明白，我必须树立良好形象，我是不怕吃苦的，只要需要。工地上最苦最累的活，无非跟上次一样，参加突击排，在基坑底下用振动棒捣震水泥混凝土浆。但目前工地尚处在焊扎钢筋安装模板搭架子和开山打石砂的阶段。相比之下，开山打石要苦些累些。一把八磅铁锤，一米多长的把子，抢圆了风轮一般往钢钎上砸，一根上好的六棱钢钎，一天下来就被砸卷了头，磨菇一般。一餐不吃一斤米饭绝对干不了这活儿的。有一次工地上演电影，开头一个什么新闻纪录片，有一群人在工地上装模作样打锤，竟象鸡啄米，蜻蜓点水似的，顿时引起民工们轰场大笑。
自上次指挥长关照以来，特别是同田恬好上以来，指导员对我似乎有了关照。连长看我人高马大，便经常安排我干重活，指导员看见了，又经常把我变更一下，安排我去干些装砂运料什么的相对轻一些的活。
指导员本人是基本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有三分之一是铁铸一般蹲在工地上，记记事，动动嘴；三分之一是开会；三分之一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但他有一个特点，只要往工地上一蹲，无论盛夏烈日当头还是严冬寒风似刀，他都不会挪动半步。这时他目光严厉得象一把刀，有偷赖耍滑的人，一见指导员这目光都十分害怕，他说要扣谁的工就扣谁的工；指挥上他一点不外行，连长倘在谋略上出了差错，都由指导员来纠正。连长大字不识一斗，只知道带头干活，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而指导员能说会写，一连离不开他，又害怕他。
我从田恬那里为指导员开来了几瓶鱼肝油。我说，指导员，我去打炮。
指导员不解地看看我，揣摸着我的想法。
我说：“我想表现表现。”
指导员说：“也好，注意别砸着手。”
我说：“廖指挥长昨天批评我表现不好。”
指导员忙摇头说：“我没向他反映过，准是马排长，他喜欢越级反映，是违反纪律的。”
我说：“也许是廖指挥长直接问的，也许是他在工地上看的，也许是他故意这样说的。对我高标准严要求。总之我得好好表现一下。”
指导员说:“听说廖指挥长是你爸爸的老战友？你爸爸是屏林老县长,我见过。”
廖指挥长与我爸爸是不是老战友，我确实不知。他对我的关照是明显的。对他为何这样作，我直接的理解是爱惜人才和他长者的宽厚仁爱，我只不过因为几句诗而有幸成为他关心的对象之一。指挥长对下级特别是对民工有爱心是全民兵团有口皆碑的。或许因为上次调政治处未果，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想找机会了结以前的旧帐。总之我觉得他是好人，而好人这样做并不奇怪。
我很诚恳地说：“指导员，这个问题得罪您说我确实无可奉告，但指挥长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你也是看到的。作为一个普通民工，我的表现也很平常，我不想当也不可能当英雄模范您说是吗？”
指导员说：“你赵雄眼里有一股杀气，我看得出，你和一般人不同，你要有出头之日，你会不得了的。”
我说：“指导员过奖了。我这个人只不过是低而不贱，鸭子下卤缸，嘴壳硬，实际上我是很惨的。我算过命，我命苦。”
“不不不。”指导员连连地摇头，“人是三节草，不知那节好。人是说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我要好好表现，要给指挥长脸上争光。”
指导员问我怎样表现，我说我去打炮眼。
打炮很扎眼，在人们的头上众目睽睽叮叮当当。我对安林王向东说，我们去打炮？安林说，指导员没安排，别傻，运我们的料。我诡秘一笑，扛了大锤自个去了。
我积蓄了好久的劲，现在使上来，抡圆了锤一下比一下狠，一上午换了几根钢钎，也换了几个掌钎的小伙子。因为我把他们虎口震得受不了。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我想要连长亲自来为我掌钎。连长在工地上无固定的活儿，他总是出现在岗位空缺的地方，有人们干不了干不好的活，他就上。连长果然 来为我掌钎。
连长说：“赵雄，你觉得你锤打得好是不是？”
我说：“连长，我就是想请您教我。”
连长说：“打锤和打枪一样，眼准手狠，只可以把锤的正心子落在点上，钢钎帽子打得象一朵花。你看，你把花辨子都打掉光了，人家掌钎的怎么受得了？”
其实连长讲的要领我未尝不知道，打炮技术对我来说不算炉火纯 青也称得上一把好手，我和安林王向东搭档是相当默契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连长招引过来。连长在一连毕竟是大目标，他来和我搭挡，我也借借光发发亮。
和连长搭档几天，我使出了看家本领，炸下来的岩石骤然增多，连长也被我打得兴奋起来，说要推荐我代表一连去参加全团的技术比武。
我说：“连长，您不是讲我打锤不行吗？”
连长说：“你有文化学得快。”
我说：“其实我是故意那样做的，一连打炮的最佳搭档就是我们俩个。”
连长笑道：“赵雄你真是文武双全。这个连长拿给你当算了。”
我忙说：“连长您别开玩笑，让人听见了还说我赵雄有野心。这种想法我是半点都没有，也不够条件。”
“啥条件？”连长说，“不就是那个成份把你卡了？”
我说：“您和指导员对我好，你们不岐视我就心满意足了。”
连长凑近我小声道：“指导员是最讲成份的，你看不出？开始我调你当文书，他不同意。调政治处的事，他没搞鬼？”
我宽容地笑道：“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指导员他现在对我改变了看法，您那天不是看见了，他现在常去我那玩，和我还蛮吹得来。”
连长疑惑地说：“他这人让人捉摸不透。你小心就是。”
对于连长来说，指导员无异象一座压在他身上的大山。而我同指导员毕竟没有权力之争和利害冲突。只要廖指挥长和田恬这层关系在，又不惹恼他，他是不会与我过不去的。更何况指导员他现在从心里对我也有几分畏惧，知道我赵某人不是等闲人物，他又何必自找麻烦。
田恬来找我，检查我复习的事情，看我没有拉开复习的架式，心里很不高兴。我说，最近我要好好表现一下，复习的事情，我可以从容进行，无非是把学的课本找来重温一下。我说，在民兵团，如果到时连我也考不上，谁也别想考上。
田恬说：“你这人真狂，你敢说全民兵团就数你最强？”
我笑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忘了？”
田恬说：“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搞混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可不要在考试上翻船！”
田恬常常在具体问题上比我想得多想得细。考试的事，她比我还着急，她精心地设计着蓝图，营造构想，她在我身上寄予着一个女人全部的希望，就象庄稼人指望着一个好收成。我有时不由对她太多的无微不致表现出烦躁。
其实复习的事我已经在进行，只不过没有那种满桌满床铺着课本作业本草稿纸的虚张声势。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拟订复习的方式和进程。语文对我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担心，我担心的是数学。我高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缀学了。因此我决定重点突击数学复习，从第一册开始，象看小说一样，１－４册反复看几遍，先把各章节的内容、概念和教学目的弄清，把各种已经陌生的符号公式原理弄清。下步再着手去一个个题解，去掌握，去背下那些公式。这样既节省时间，又提高了效率。一册书快的两个晚上可以看一遍，有不懂的先搁下，看完全书，再回过头来一琢磨，就豁然明了了。
田恬不是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学习计划，而是不相信我计划的可行性。她不相信一个只读了半年高中的人，能在短短几个月拿下全部高中数学。我给她举了一个例子：我在老家北方念初二下时，新数学课本才发给我不到一个月我就把书上的作业题全部做完了，而且百分九十几都做对了。当时我用的就是上面说的方法。因为我文科基础好，理解能力强。我曾看过华罗庚一篇对青年人谈学习数学的文章，他说，当你面对一本看似很厚的数学书时，你首先不要害怕畏难，你要敢于蔑视它，用俯视的眼光去学习它研究它。它无非就阐述了那么几个数学原理而已。当你吃透了它时，它就变得很薄很薄了。我对田恬这样说，她仍不相信，仿佛我骗她似的。田恬说，现在一天到晚都在批判“天才”论，你却鼓吹“天才”论。人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写着深深的爱意和钦佩。
我笑道：“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天才，如果是天才是生而知之，我还复习干什么？但是‘如果给我杠杆和支点，我可以撑起整个地球！’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你呀！”田恬含情脉脉地轻抚我的头发，“别说大话了，还是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我说：“田恬，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行吗？”
“要说真话，不准说调皮话 。”
我说：“绝对真话，难道我会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吗？”
“好。”田恬说，“会议进行第二项。赵雄，你不是对我说，你学过小提琴吗？你还常常取笑，说指挥部宣传队里有人把琴拉得黄腔黄调。这就是说，你的小提琴演奏水平也许不亚于他们，那你为什么以前不从这方面来表现自己呢？”
我说：“田恬此言差矣。你还不知道宣传队是张干事一手把持？”
田恬说：“那又怎样？你要是水平达到了，超了，他卡得住？”
我说：“屏林那个孙振华，你能说他水平差吗？比不上县机关那些贫宣队充斥来的白痴吗？为什么县里不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为什么廖指挥长把我调政治处的事，第二天就破产了？”
田恬生气了：“具体情况具体看待，照你这么说，你现在还复习啥？反正是不可能的，趁早死了这份心。”她说罢站起来，做出要走的样子。
我上前拦住她：“争论归争论，别生气嘛，宣传队的事，我说的也是实话，再说我好几年没拉琴了，三天不练手生，我手头又没有琴。你看我这一手老茧，手指都伸不直了，而且，不是要抓紧复习考试吗？”
田恬说：“我正是不要你手上有老茧，让你坐下来好好复习。宣传队现在正闲着，有几个演员白天晚上都在复习，你还不知道。”
我说：“那你咋安排？我听你的。”
田恬说：“小提琴都借了，不好意思提上山来。你跟我去，先拉给我听听，是啥水平，我听得出。如果行，我就找谢政委。你可别把谢政委说得一塌糊涂，他拉一手好二胡，在文艺方面蛮内行的，也特敢用人。乐队那几个，哪个家庭条件都不比你强，谢政委他就敢用。张干事表面上是管宣传队，但实际上只管台上的几个小白脸和疯丫头，乐队还是谢政委说了算。”
田恬这样说谢政委的好，我倒也没有什么妒意，不过，我想，谢政委如果真拉一手好二胡，为什么乐队里时而要蹦出些黄腔黄调？他就没有发现也没制止？以此推论，谢政委也不过是个爱好者而已，而爱好者自身的水平是千差万别的说不清楚的。
宣传队在指挥部门口的操场边，吹拉弹唱白天晚上都在咿咿呀呀地响，上下班从指挥部门口过，满耳都是号声琴声。演员乐队合一的排练就在田恬隔壁的准小礼堂进行。而且我发现，一个十几人的乐队，合奏也好，伴奏也好，竟然没有分谱配器。小号、手风琴、小提琴、笛子、二胡、扬琴什么的一齐响，统统一个单声部，一竿子“杀”到底。足见他们的水平不怎么样。按说我要练一段时间，只要恢复８０％，去宣传队干是不会出“洋像”的，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必须在谢政委面前出卖我的自尊：这件事一个人评判，一个人说了算，同招工考试不一样。他如果内行，我们说不定是知音；如果外行，或者出于怀恨故意贬我，那我不如不去现这一回眼，自己悄悄复习悄悄考试，录不录听天由命。
田恬见我犹豫，说道：“你不要心多烂肺，我要你去宣传队完全是为了这次考试需要。否则我为什么不早打主意？那里面男男女女风骚得很，象你这样进去，我还能放心？”
“行”我横下心说，“我先练一练试一试。”
我跟着田恬来到她宿舍。小提琴就在床上摆着，广州产的“金雀”牌，乌红色琴身，琴腹上优美的虎斑纹，精致的嵌线，白色纯马尾弓，一看就知道，比我家里那把强。拿起这家伙，我就有十二分的亲切感。可是一掂量，我却觉得比十二磅的大铁锤还重，双手僵硬哆嗦，不听使唤。好在我毕竟受过正规训练，基本功还在。我乒乒乓乓地调好弦，对田恬说：“我现在对你有一个小小要求。”
“什么要求？”
“你离开两个小时，越远越好。”
田恬明白我的意思，说：“行，照办。”
她把门一关，走了。
我持琴、握弓，左手指僵硬地伸向指板。
我挥弓拉一串五度空弦音，音色及共鸣都很好。低音浑厚高音清纯。我心中顿时一阵喜悦，久违了，小提琴！我练音阶、琶音、顿弓、跳弓，长弓短弓。指法弓法练一个小时，再拉常规练习曲，再拉我原已经拉得娴熟的柴可夫斯基《忧郁小夜曲》。虽然我对自己感觉很不满意，但两小时后，就把田恬拉得破门而入，两眼噙着激动的泪花。
田恬然后肃穆地坐在床沿，要我再拉一遍《忧郁小夜曲》。一曲终了，她还呆呆地愣着，我也被气氛感染，沉浸在柴可夫斯基悲怆的旋律中。
田恬突然跳下来，说：“你等着！”开门又去了。
我知道她去干什么。果然不久，谢政委来了。
谢政委一脸狐疑，他显然不大相信田恬的话，很谨慎的样子，使我感觉到他对音乐的虔诚和对艺术的尊重。
谢政委闭着嘴，神色庄重，看看我，又看看床上横卧的小提琴，象一个猎物正面对可疑的诱饵，小心翼翼地观察度量，他这时完全不象以前的谢政委，而象一个道地的音乐中人初遇同行那样用一种审视然而又是平等恭谦的目光看我。
我想，也许真是遇到知音了。在这沉寂得让人紧张的几分钟，我不知道谁应该先开口。
还是田恬先说：“赵雄，谢政委特地来看你，不拉一首听听？”
我还未答话，谢政委开口了：“嗯，小田别这么说，我是来学习。我对小提琴不怎么通。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我忙说：“谢政委太谦虚了，我也不行，刚才见田恬这里有琴，拉着玩玩。”
谢政委说：“对，咱们都是业余爱好。玩玩，来，拉一首。”
我说：“不敢献丑，谢政委您拉一首。”
谢政委忙双手作推状：“不行不行。这个开不得玩笑。”
田恬也对我说：“谢政委叫你拉，你就拉吧！这么多名堂。”
我说：“好吧，那我就献丑了。”
我操起琴，随手拉一串五度空弦音，调调弦，很内行的样子。
谢政委便微微张了嘴，专注地看我的手。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看别人拉琴，要么看你的手，要么侧了脸听，他这样一看，我倒不由得紧张起来。这可不是我说的拉着玩。毕竟好几年没碰琴，又连续几天抡大锤，把手整得木棍一般，一持琴握弓，手臂就酸疼得要命，要真正拉好，可不是一天半日的事情。田恬也太急，马上把谢政委叫来了，而且政委又内行。我的手微微作抖。我知道再拉柴氏的东西，难度部分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说：“就拉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吧。”这是根据歌曲改编的小提琴齐奏曲，难度不大。
临拉，我又说：“谢政委，我是好几年没拉了，拉不好别见笑。”
谢政委说：“三天不练手生，我知道。你随 便拉个片断就行。”
谢政委真是内行，光听他这几句话就舒服。我情绪稳定下来，灵感也有了。一挥弓我就感觉进入了状态，把这首曲子完整地拉到曲终。但在这过程中，我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如一些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如和弦、如指法与弓法的配合，我都感到十分吃力。特别是运弓力度、升降半音和变调把位的掌握控制，都显得很勉强。
谢政委说：“再拉一曲。”
我又演奏一首《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这是一首很抒情的小提琴独奏曲，时间长，难度也大得多。但经过前几曲的练习，我也感到手指灵活多了。于是我又咬着牙，把这首曲子拉完。但有难度地方还是中断过几次。
谢政委对田恬说：“在我们宣传队，能把这首曲子一口气拉下来的还没有，要知道我们电站宣传队目前也是屏林县代表队。”
这就是说，如果我能一口气拉完这首曲子，我就是电站工地的顶尖水平。
谢政委站起来对我说：“赵雄，这把琴你拿去，一周后再下山。这周练琴就是上班。”说罢出门走了。
田恬高兴极了：“你看吧，谢政委也爱才吧！他有心让你露一手。”她又用命令的口气说，“这星期你给我玩命，你不是说你不怕吃苦吗？我给你炒一瓶肉丝辣椒来。”
我玩了七天命，练了些国内盛行的小提琴曲，包括给谢政委拉的那两首，还有《千年铁树开了花》、《新疆之春》、《新春乐》、《忧郁小夜曲》、《小步舞曲》、《梦幻曲》等。其中着重练《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和《千年铁树开了花》。这两首曲子是当时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的保留曲目。虽然在演奏上有一定难度，但极其抒情，旋律优美，富有歌唱性，容易被一般人听懂，符合宣传队的演奏特点，而且政治上没有问题。
田恬来了几次，我说留菜不留人。她见我练得满头大汗，又高兴地走了。
第八天田恬来接我，说今天看的人多，要我作好准备别紧张。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谢政委考考我吗？田恬说你去就知道了。
地点在小礼堂，里面黑压压的人，一见到我，便让出一条通道来。宣传队的人都围在台子周围，台下前排坐着谢政委和廖指挥长。张干事手里拿着一支黑管在台前维持秩序。我一看这阵式便紧张起来，我小声问田恬，怎么搞的？我又不是搞独奏音乐会。田恬一个劲朝我使眼色，说，好好拉好好拉。于是我被胡里糊涂地推到台上去。我知道今天完了，从没有见过这阵式，非拉砸锅不可！
这时谢政委站起来，双手往下压一压，小礼堂便静了许多。谢政委清清嗓子说：“大家不要讲话了，今天是一连的知青赵雄为我们表演小提琴独奏，赵雄你们有的认得，多数人认不得。不过你们现在都认得了。（笑声）他是我们最近才发现的苗子，本来今天是我和廖指挥长以及宣传队的同志听他演奏，没想到大家热情很高，都来了。来了就好，安静地听。现在，请赵雄为我们表演。大家欢迎。”谢政委带头鼓起了掌，于是就等着我出场。
已经没有退路。我硬着头皮上场，慌乱中被麦克风线绊了一下，很狼狈地站定。 我说：“我前几天还工地上打炮眼，一点准备也没有，现在拿着这把琴，几乎比十二磅大锤还要重。”台下又是一阵笑声。在笑声中，我把琴托在腮下，挥弓就拉。突然想起还没有报曲名，又说：“我拉的第一首曲子《千年铁树开了花》”说罢便开始拉起来。
台下刹时间静下来，麦克风又加强了效果。我开始还有点慌，后来就很投入很激情了。一曲终了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我成功了。
接下来我一鼓作气，把前几天所有练的曲子都拉完。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有看见面前的人，我眼中是蔚蓝的天空，飘忽的白云，闪烁的星星，纯洁的月光、迷茫的浓雾，是闪电雷鸣，是暴风骤雨，是斜阳飞絮，是断桥残垣，是淙淙流水是茑飞草长是冰峰雪野。我看见了罗丹霞，她冰清玉洁雕塑般的身姿，我看见她清澈如水的眸子，淡淡的微笑，她欲言还休，双眉颦蹙，黑长的眼睫上挂着晶莹的泪珠……我甚至没有听见台下的掌声，也没有在意人们在说些什么，我只是不愿意离开脑中的幻象，久久地沉浸在纷飞的思绪中。
廖指挥长和谢政委过来和我握手，把我拉回了现实。
廖指挥长拍拍我的肩连连说不错，而谢政委则说：“赵雄，你明天就搬到宣传队来。这把琴也归你用了。”
搬到宣传队倒是件容易事，也是我的愿望，可这把琴归我用却为难了我。这琴本是田恬向宣传队小张借的，我把琴拿了，小张怎么办？人家本来一番好意，而我现在岂不是夺了人家的衣饭碗？田恬在他面前怎么好意思见人？不但我说不行，连田恬也说使不得。可是谢政委不管这些，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谁行谁上。他对乐队人员素质不满由来已久，几次代表屏林县到地区汇演，乐队都表现不佳，拖了屏林代表队的后腿。谢政委正苦于找不到好人选的时候，碰上了我，难怪他要采取这种方式把我调入宣传队，难怪他要亲自过问乐队的人选。电站工地养了这支代表屏林县的准专业的文艺宣传队，也是他谢政委进一步在屏林扩大政治影响的方式。那时候一个蓝球队、一个文艺宣传队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大红大紫。这两支队伍中的人，就是青年人的楷模和佼佼者，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因此进宣传队不容易，出来也是很羞愧的事情。谢政委明明知道田恬借了小张的琴，他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意味着小张将回到连队去当他的民工。这真是难煞我和田恬。
我和田恬去找谢政委。
田恬说：“谢政委，那把琴我还小张了。”
谢政委愣了愣，说：“你看你小田，我说给小赵用，你怎么又拿给小张呢？一共三把小提琴，一个钉子一个眼，小赵用什么？”
我说：“谢政委，宣传队以前排练演出我都看过，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乐队有一个人既拉小提琴，又拉大提琴，他拉其中一件，另一件就闲着。”
谢政委说：“那是乐队的胡队长。我宁肯不要小张，不可不要胡队长。小胡一走，乐队就散架了。你小赵虽然独奏水平比他高，但你目前还不能代替他的作用。”
田恬说：“这是事实，但一人一把琴，为什么会得罪胡队长呢？”
我说：“谢政委，无论如何，一个人是拉不了两把琴的，乐队里应该人人平等，不能搞特殊化。否则影响大家情绪，整体水平就提不高。”
见谢政委举棋不定的样子，我有点冲动地说：“那既然如此，我还是暂时不来宣传队，人家小张好心好意把琴借给我，结果成了这个样子，我实在不好想。”
田恬忙制止我，谢政委却恼了：“赵雄，以前你没有来，我们不是照样红红火火？屏林还有个孙振华，他小提琴拉得一点不比你差，北京音乐学院附中出来的，骄傲得很，不用他就是不用他。结果他还不是把小提琴当柴烧了？”
我一听谢政委这话，就禁不住热血沸腾，心想：呀！谢政委你原来是这种人，我差点还把你当成了知音。孙振华是我恩师，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我说，“那行，我就没有必要搬下山了。”说罢我转身往山上走了。
田恬不知跟谢政委又说些什么。几分钟后，她疯狂地抄小路追上来，扯住我的衣服，说：“赵雄，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你就是这样草率地对待这件事吗？今天完全是你的错！谢政委他哪点对不住你？你这样冲撞他？”
我说：“他对不起我的事情多了。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你！”田恬顿时脸色惨白，伸手“啪！”地打了我一耳光。她这一耳光出乎我想象中的份量，脸上火辣辣的感觉在告诉我她的强悍。
我说：“田恬，你可以打我三耳光，一耳光三分之一的情份，三个耳光就完了。”
田恬捂住脸，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看着田恬这样子，我心里又不由深深地痛惜。今天这事我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田恬为此是费了一番苦心，但也不能说我没有努力。今天这样的结局，田恬接受不了，我从内心也不愿意，但这一切似乎无法避免。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而田恬从她的思维角度要指责我也无可非议。田恬常常是要我这样要我那样，千方百计对我进行包装，这是为我好，但往往引起我感情上的逆反心理。我总觉得田恬理性的东西太多，让我有一种失去自我被包裹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不否认田恬本质上是善良的，但她更是复杂的，有时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她可以不择手段。她思想虽谈不上深刻，但确实比县城一般女性高出一筹，她适合当一个政治家或投机商的妻子，而不大适合我，这就是我内心深处顽强地存活着罗丹霞的原因。罗丹霞属于那种冰肌玉骨，含蓄内向的冷艳型、被动型、纯情型的女人；她象一尘不染的梅花那样发着淡淡的沁人肺腑的清香，让你去闻去观去品味去刻骨铭心却不敢伸手触摸。
田恬一抹眼泪站起来：“赵雄，你说，你究竟要走哪条路？为了你我费尽了心血，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很显然，田恬说这话，是因为我方才的话触到了她的痛处，她这是向我最后通碟。
我说：“田恬，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赵雄也不是无情无义不通情理的人，但我们都要各自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刚才这件事我也是没有办法，对小张我们不能出卖良心。孙振华你也知道他更是我的恩师，谢政委他可以指责我贬我，但他不能侮辱孙振华。”
田恬说：“谢政委怎么知道孙振华是你的恩师呢？”
我说：“可是他不能亵渎艺术。”
田恬说：“什么亵渎艺术？你不要把这东西搞得太神圣。”
我说：“贝多芬有一句名言－－公爵过去现在将来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孙振华不是贝多芬，我更不敢自喻，但我可以学习这种精神。我很难设想，一个不懂得尊重艺术的领导，怎么能管好搞艺术的人。”
田恬反问我：“你说他不尊重艺术，在屏林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第二个象他这样热心文艺的领导干部？有谁象他这样敏锐地发现你，用那样一种热烈的方式欢迎你？”
我说：“我并没有说他不热心文艺，我看得出他也是很酷爱艺术的，但也许他更多的是把文艺、把艺术当作政治的代名词。”
田恬说：“赵雄，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现实，有一股傻冒气，迂腐的执拗。象刚才的事情，你就不要作声，让我来磨他嘛！事情完全可以圆满的解决，你就是要斗气。俗话说，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该让则让，你不是教导我，要善于利用他吗？你自己为什么做不到？我一番精心策划，被你一感情用事就砸了锅，你说我气不气？好也是你坏也是你，我真拿你没办法，唉，谁叫我摊上了你。”
田恬说得很动情，确实让我心肠大软。
“田恬你也不要气。”我说着伸手去揽她，她也顺势靠在我怀里。
这里是一条抄近的小路，四周都是开满白花的油茶树林，静谧的空中飘着阵阵花香，飞舞着蜜蜂和彩蝶。我吻着她的额头，抚摸着她的头发，说：“这事我有不对之处，你原谅我好吗？”
田恬抬起头来，看着我，委曲的泪水不由扑扑地往下掉。
田恬说：“赵雄，你就听我这一回吧，事情还来得及。”
我说：“我听你的，但你一定要给我保留点面子。”
田恬点头：“唔”揩揩眼泪，又往山下跑去。
田恬在处理这些微妙的人际关系上比我强。她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她之所以说事情还来得及，很大程度是她知道这件事如果完全搞蹦对谢政委也下不了台。人们会称赞我讲义气，反过来就是贬他谢政委，刚刚搞了场热烈的欢迎会，造了这么大的声势，一转眼又莫名其妙地不要我了，他谢政委的为人和工作未免太轻率。我同时也明白，这一次即使谢政委向我作了让步，他心里难免也要留下阴影，以后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谁知道哪一天会出什么问题？
果然，田恬兴冲冲地来了，她说谢政委要我再去同他谈谈。
我问田恬：“胡队长是谢政委什么人？”
田恬说：“什么也不是，是普通知青。”
谢政委在寝室里拉二胡，很投入的样子。进屋前我从琴声就听得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谢政委很客气地叫坐，又倒开水，还递一支香烟给我，仿佛刚才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他闭口不谈那件事情，拿着那把“凤凰”牌新二胡让我看，说是刚从上海带来的。确实是好二胡，木质乌紫发亮，做工精致，拿着沉甸甸的，一开弓“昂”的一声吓我一跳，仿佛有生命似的。我说，谢政委这二胡在屏林恐怕是极品。
谢政委得意地笑笑说：“小赵你说对了，这二胡是屏林第一把，你拉拉试试？”
我说：“我拉不来二胡。”
谢政委说：“弦乐都是相通的。”
我说：“谢政委你来一首，刚才我听见了蛮不错的。”
谢政委也不客气，接过二胡就坐下来，先是笑咪咪地说，不吝指教，然后绷紧脸，认真作下准备，接着就拉起来。他没说拉什么曲子，开始拉《子弟兵和老百姓》，没拉完又跳到《金珠玛米赞》，一会又好像是《病中吟》。《病中吟》拉了小段，又是《良霄》，一会又是《白毛女》，跳来跳去，又回到《子弟兵和老百姓》。他总是挑着一些容易又合口味的片断拉。他姿势不怎么正规，琴杆使劲朝前倾斜，弓子抬得很高，象拉京胡那样。他使用的是象阿炳那样的老式揉弦法，手指压在弦上，一松一紧地捏，其揉弦的效果也是让人心里一松一紧的，哭一般有悲凉的感觉。而新式揉弦法跟小提琴差不多，手指通过手腕的带动，在弦上柔和地滚动，效果是波浪状的也就是人们通常听到的那样。拉二胡用老式揉弦法的人极少了，谢政委算一个。但是谢政委的琴声有他自己的味道，尤其是他慢板的揉弦和夸张的运弓，有悲怆哭泣怨天尤人的效果，让人感觉他不是大红大紫的谢政委，而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者。
谢政委终于放下琴。
我和田恬便拍手。
谢政委很高兴。谦虚几句后又深有感触地同我交流体会。他说，“这个拉琴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表达思想，表达心灵深处的情感。否则呀，”他摆摆手，“你就是拉出一朵花，也没意思。”
“非常赞成。”我说。
谢政委说：“那天我第一次听你拉琴，虽然有些生疏，但我就听出你这个味道。”
我们又很投机地扯了些乐感和修养的问题，谢政委便说到小张，他说小张就是缺这个，而且小张还常常拉走调，把整个乐队搞得黄腔黄调的。他还说小张爱耍花架子，华而不实。说小张有时可以搞一个花里忽哨的独奏，但就是搞不好伴奏。我觉得谢政委恼小张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不来他也会把琴交给别人。
我说：“谢政委，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可是我实在过意不去， 要不是田恬的面子，他怎么肯借琴给我？现在田恬也下不了台。”
谢政委说：“既然是这样就算了，这些田恬也给我说过。小张留下来，他要是有点头脑，知道下步该怎么做。你呢？你说说，接小胡那把小提琴还是……”
我说：“接大提琴。”
这事我在下山的路上就想好了的。我来宣传队主要不是想在这方面怎么样，而是想借这个闲机会，坐下来好好复习，把数学攻下来。如果拉大提琴，谢政委就不会让我上台去搞什么独奏，也用不着花精力玩命地操练。大提琴无非用来伴奏，拨拨节奏，偶尔嗡嗡地拖几弓，加强乐队低音部的的厚度和层次感。而在宣传队目前尚未搞配器分谱的情况下，大合拢跟着混，简直太轻松了。而且田恬也赞成我的想法，她不愿意我在宣传队出风头，她心里提防着那些风骚的女队员。
谢政委偏着头想了好久。他也似乎觉得让我拉大提琴便宜了我。
我说：“胡队长是第一小提琴兼乐队指挥，是整个乐队的灵魂人物，如果我接他的小提琴，他的作用怎么发挥呢？”
谢政委说：“你搞第一小提琴怎么样？”
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有搞过伴奏，一点经验也没有，对其他队员的情况也不熟悉，我自己都还得从头学，怎敢指挥别人？”
谢政委细细一想觉得我说的也是道理，就拍板说：“你接大提琴。”
从谢政委寝室出来，田恬暗暗地笑。
我说：“你笑什么？”
田恬说：“没想到谢政委对你还这么服贴，他转弯抹角整了半天，让你几句话就解决了。要知道他在电站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我说：“我这人有时有点毛躁，但一旦动起脑细致起来，让我去当政委也未尝不可。”
田恬笑着轻轻捶了我一下，万般柔情。
回去搬东西，安林王向东脸色阴得出水。我说，你们以后常来玩。安林说，你这一去就是高升了，知青生活你是结束了，进了宣传队就等于是指挥部的干部，又不干活，电站将来是留给你们的。王向东说，×他妈唷，分我个工作，老子就是跟着铁路爬到北京也干！
我不知说什么好。
宣传队住操场下方，临河。第一夜我被哗哗的河水声吵得失眠。天蒙蒙亮，队员们便在门口的草滩上练功。清一色的红运动衫，压腿、踢腿、下腰、前翻后翻，咪咪嘛嘛地吊嗓。乐队的则拿了自己的东西，散在角落里练，也在宿舍里练。我数了数，有两把二胡，一架扬琴，一把三弦，三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架手风琴，还有小号笛子各一。张干事也拿着那支黑管，阴着脸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呜呜咽咽地吹。因胡队长还没有把大提琴交给我，我便提着脸巾坐在河边听。听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大多数不能一气呵成地把一首正经的独奏曲演奏完。笛子的水平可以，一首《扬鞭催马送粮忙》吹得挺娴熟，中气也挺足，还有《草原牧歌》和难度较大的《小八路穿过封锁线》都吹得很好。我特别留意张干事，他穿一条红色运动裤，上身还是那件印有“省林校”字样的黄背心。黑管一端深深地含在嘴里，吹起来眼珠和额上的青筋突出，很古怪的样子。那支黑管要么发不出声响，要么突然冒出一串很流畅的音符，正想认真听听它又嘎然而止，仿佛管子有毛病，时而通时而堵。但我看那支黑管铮亮簇新。 我不知他看到我没有，也不知他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因那场政治处风波和田恬的事情，我想他不可能不记恨我，但我分明看见，他拿着黑管在为我的独奏音乐会维持秩序。我能跻身于宣传队，固然有田恬的因素，我自身的因素，但我从中也深深地感觉到谢政委也好，张干事也好，他们对我确实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宽容。生活真是充满了戏剧性。而宣传队里面的情况也让我颇感意外，昨天搬进这所有十几位乐队队员和部分男演员的窄长的工棚房时，我发现男演员对我的到来显得很无所谓，乐队队员则是很微妙敏感的样子。当我铺好床，在床沿坐定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或二个陆续地过来同我礼节性的聊几句，说的都是宣传队以外的话，而并非如我事前想象的那样，一齐围拢来开会般说着欢迎的言辞，然后就是切磋技艺之类。我顿然感到这里面有一种浓浓的相互竞争、提防和小宗派的气氛。乐队胡队长又不在，我更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这与头天在小礼堂的气氛简直是两回事。
早餐时，我先吃完，一个人蹲在床边愣着，一个黄脸壮汉端一碗面片边吃边进来，他自我介绍姓胡，我便知道了他是胡队长。胡队长说他和孙振华和我姐姐赵玫是高一同学，说昨天一看我拉琴的架式，就知道是孙振华“门派”，说孙振华那把日本“铃木”小提琴烧得太可惜，然后就把那架大提琴交给了我。
胡队长说：“你来了好。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搞分谱配器了。”
我说：“为什么以前不搞呢？”
胡队长凑近我耳朵说：“有一半都是滥芋充数。”
我说：“不会这么严重吧？刚才听了，起码伴奏是可以的。”
胡队长说：“可就是搞不起来，齐奏时他声音很压你，可你一停，他也哑了。就这么回事。我给谢政委说过若干次，要他们再物色几个过得硬的。几次地区汇演拿不到名次，原因就出在乐队，人家是分谱配器，管是管，弦是弦，我们还是大齐奏。我这个队长在人家面前简直不敢抬头。你刚才没见小号吗？按说是正嘴吹，他却是侧嘴吹。”
我说：“那他肯定玩得熟嘛。”
胡队长说：“熟个啥？他正嘴吹不叫。”
我说：“那我来也不起作用，何况我是大提琴，拨拨节奏而已。”
胡队长说：“我昨天就是为这件事找谢政委，不是我舍不得这把大提琴，我一人把着两件东西干啥？现在是急需两把撑场的小提琴。说得不好听，大提琴如果只是伴奏，谁都可以拨一拨。平时演出都是张干事临时凑合着使。”
我说：“他不是吹黑管吗？
胡队长说：“他黑管是吹着玩的，正而八经上阵又不行了。”
我说：“我听他吹，乐感蛮好，蛮流畅的。”
胡队长笑道：“我们演出试过几回，你要他出的时候，他不出，不要出的时候，他又冷不丁冒出来，弄得哭笑不得。但他整大提琴还蛮稳得住的。”
我说：“我觉得乐队的东西还是不少，作为县一级宣传队，顶够了。”
胡队长说：“是啊，十来个人，提起家伙走在街上一大串，挺威风挺吓人的，可是还不如人家五、六个人的队伍。你老弟来了我从内心高兴。整大提琴不是不可以，你真要把大提琴拉到小提琴那样的水平，那没说的，起码上省了。但我们乐队情况就是这样，没办法为这事我把小张得罪了。”
我说：“小张的事，谢政委给我说过，但我不能那样做，个中原因你想必也是知道的。”
胡队长说：“是啊，所以我现在把琴交给你。”
我说：“胡队长，在此我也特作说明，你千万不要对我期望值过高，乐队靠的是整体水平，你我俩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胡队长说：“谢政委的意思，你拉大提琴还是暂时安排，他已托人去县文化馆借小提琴了。”
我一听糟了，我的计划打乱了。
更糟的情况还在后头。不一会，张干事在外面喊开会。
全体宣传队员集中到小礼堂。张干事主持，谢政委到会。
张干事说：“好久没开会了。从上次地区汇演以来，近半年时间宣传队处于休整状态。今天开会，一是整顿纪律；二是安排新任务。这段时间绝大部分队员的表现是好的，每天坚持练功，坚持排练，有空还帮钢筋班扎钢筋，工作上服从安排，业务长进也快，但也有少数队员思想松懈，有自满情绪，练功不认真，认为能应付就行了；还有个别队员，自由散漫，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排练无精打彩心不在焉。都是站着一般高大的人了，说多了不好，不说又不行，希望今后注意……”
张干事没说完，谢政委就插话说：“宣传队代表着指挥部的形象，今后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张干事你制订一个宣传队员守则，人手一册，该表扬则表扬，该批评则批评，该处分该除名的决不手软。”
张干事继续说：“地区十月份要进行‘国庆’二十六周年文艺汇演，配合农业学大寨，汇演后还要走乡串寨把戏送到田间地头。这次汇演是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大家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来投入这项工作。”
谢政委说：“这次汇演从节目的选择，编排到演出质量，都要高标准严要求，要变化，要出新，要拿名次。这次再拿不到名次，我觉得宣传队存在下去的必要性值得考虑。”
谢政委最后一句话，让每个宣传队员都受到震动。我从他们肃穆内省的表情，体味出谢政委说话的水平，也看出他这次确实下了决心。
接着张干事对这次汇演的节目内容作了安排，其中有李忻的笛子独奏《小八路穿过封锁线》和我的小提琴独奏《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草原牧歌》和《千年铁树开了花》作为李忻和我的预备节目，也要投入排练。
谢政委特别强调，这一次乐队是整顿的重点，伴奏必须实行分谱配器，否则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乐器来干什么？要十几个人的乐队干什么？他说器乐独奏是我队汇演节目中第一次，也是乐队打翻身仗的标志，小李小赵务必拿下不得有误。
我心里暗暗叫苦。宣传队休闲了这么久，偏偏我一来，任务也来了。我觉得这任务仿佛是冲着我来的，谢政委真是老谋深算，看着他那张变化莫测表情丰富的脸，我对他陡增几分畏惧感。
县文化馆的小提琴借来了。伴奏乐谱也发下来，分谱是胡队长搞的，他曾在地区教育学院进修过一年音乐，配器和声这些搞得还可以。张干事带队，谢政委每天至少亲临一次，把整个宣传队的气氛搞得很紧张。
我对田恬说，复习不成了。田恬说，你把数学课本放在我这里，一有空就来复习，我把门关上，没人打扰你。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高中数学对于我来说，不是复习，而是学习是攻克，不集中精力，没有成块的时间，是根本不行的。而且九月份考试，十月份汇演，两件事凑到一起了。田恬说，人算不如天算，你尽力而为吧，不可能又退回连队去。正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好事不可能都让你一人占了。她进一步分析说，读大学也好，中专也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一个工作，在宣传队只要好好干，干到宣传队离不开你的程度，到时候电站修好了，留下来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说，这次送出去读书全部占的招工指标，那怕读一个中专，实际上就是参加工作了。
田恬说：“那怎么办呢？即使你心甘情愿地回连队，也是不可能的了。你要么在宣传队干，要么就是离开电站，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很沮丧，虽然数学课本放在了田恬处，但事实上没有好好翻过几次。从清早到晚上，耳朵里轰响着乐器的声音，心里想的是十六分音符、慢板、跳弓、顿弓。人人都在全力以赴的操练，我不可能超越这个圈子。如此一来，田恬还不好意思老来找我。宣传队在紧张地排练，她一来就很注目，就是多余，就是干扰。她只是悄悄地警告我：“你不要招惹宣传队那些骚货。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笑道：“怎么可能呢？张干事看不起的，我怎么看得起？”
“什么意思？”
“真正的好女孩并不在宣传队。”
“在什么地方？”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田恬板着脸说：“远在天边？你是不是说的罗丹霞？我成全你。”
“唉呀，你看你！”我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
田恬说：“我明白。反正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乐队实行分谱配器伴奏，每个队员的神经都绷紧起来，因为“混”是不可能的了。伴奏音乐一起，有领奏有和声，有高中低三个声部，不同的声部是不同的配器，既协调同步，又各演奏自己的分谱。有主旋律一致的时候，也有各显其能的时候，即使是担当主旋律演奏的二胡小提琴，也时常静下来或打着颤音和声，让别的乐器来上一段。你长音他短音，你急促他轻缓。这种伴奏可以避免大齐奏的简单划一，从而充分发挥各种乐器的优势，使整个伴奏富有层次，富有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同时也突出了主旋律，提高了音乐伴奏的档次。但这无疑对每个队员特别是基本功较差的队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音乐一起，想遮掩含混是绝对不行的，没有谁能够帮助你。因此只有不分昼夜地苦练。搞伴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伴奏很讲究整体配合，没有独奏的随意性，讲究共性，不强调个性。强弱快慢不象独奏那样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而是必须严格按照曲谱的要求，象一台运转的机器，其中每个部件的吻合，都不容分毫误差。识谱反应要快，眼到手到，谱子交给你，眼晴一看，手上就体现出来。客观地讲，眼到手到的功夫，我比他们中任何一位都差。我毕竟是第一次尝试伴奏这玩艺。因此，我必须苦练。
谢政委一来，就郑重其事地蹲在乐队，盯住我们练。乐队不敢松懈，谢政委就显得开心，时而弄弄二胡，时而弄弄小提琴，时而弄弄别的乐器。不熟悉的东西，他就让人纠正他的姿势，教他怎样演奏，然后无可奈何地笑笑又走开。张干事比谁都忙，他既是总队长，又是舞台编导又是乐队队员。他一般在小礼堂指导演员排练，乐队合乐时，他才来，拨拨大提琴，搞搞打击乐，无师自通似的。他很少同我说话，要说什么也极自然，好象根本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吹笛子的李忻是回乡知青，矮而敦实，穿一件白土布衫，腰扎一束红绸，吹笛运气时肚皮鼓得圆圆的。他学过武术，睡觉喜欢摆些民间武林中事。由于练过气功中气特足，他笛声宏亮清晰，铿锵有力，悠扬之中仿佛有一种穿透力，稍不留意就要吹破笛膜。
谢政委对李忻和我的独奏抱以极大希望。曾经享誉世界的贵州玉屏笛，系本地优质水竹精制而成，其声宏亮清脆，韵味无穷，但由于工艺的局限，仍有无法克服的毛病，该笛系整竹一支，因气候的干湿温差影响，音调时常发生徽妙变化，造成与乐队特别是与键盘乐器的发音不协调，而当时苏州产的可调螺旋接头竹笛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道。为此，谢政委特地叫张干事写信到苏州厂家邮购了一套新式竹笛和优质笛膜。对我，谢政委也叫张干事写信到广州邮购了优质琴弦，而且四把小提琴让我任选一把，但我觉得文化馆这把已经拉熟了，就不再想调换。
谢政委指示，独奏时要把整个乐队搬上台去伴奏，以壮气势。《小八路穿过封锁线》李忻已经圆满地拿下来，并且效果确实让人振奋，把小八路通过封锁线过程中的英勇机智、曲折、惊险以及胜利的自豪喜悦吹奏得淋漓尽致，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气氛。李忻身着八路军装，随着情节的发展边吹奏边做出各种动作，如俯、仰、蹲、摆腿、单腿后抬身前倾乃至行进状跳跃状等等。但是谢政委看后又提出要全体伴奏乐队着八路军装，尽量随李忻做动作，特别是强调面部表情的紧张与欢快等等，让乐队与李忻的表演溶为一体，这样一来，气氛果然更加浓烈，效果特好。大家都说，这次汇演肯定一炮打响，谢政委笑得合不拢嘴。
然而我的小提琴独奏情况就糟糕了。试验了几次，乐队几乎所有的乐器对小提琴独奏的伴奏都显得不伦不类。即使是大提琴，充其量只能与我搞个二重奏什么的，单纯伴奏也是无能为力。我问胡队长，你这个分谱配器怎么搞出来的？胡队长苦笑道，这是谢政委的要求，我只有硬着头皮整出来。这显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可是谁也不能违反谢政委指令，因为《宣传队员守则》已经发给我们，第一条就是：宣传队实行军事化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谢政委本人看过几次小提琴独奏的排练，他自己也不满意。
我说：“除非有钢琴伴奏，否则这个节目搞不成。”
谢政委一听脸色顿时阴下来，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训斥我，
禄芾恚磺行卸富印 谢政委本人看过几次小提琴独奏的排练，他自己也不满意。
我说：“除非有钢琴伴奏，否则这个节目搞不成。”
谢政委一听脸色顿时阴下来，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训斥我，
但又忍下去了。场子上沉寂了几分钟，把整个乐队弄得很紧张。
谢政委转脸问扬琴：“扬琴代替钢琴行不行？”
敲扬琴的吴说：“我只伴奏过二胡，小提琴恐怕危险。”
谢政委用不容违抗的口气说：“试试。什么叫洋为中用中西结合？为什么小提琴大提琴可以为民乐伴奏，民乐就不能给小提琴伴奏？”
于是就试试。结果还是不行，一曲未完，双方都罢了手。一架扬琴对一把小提琴，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谢政委又说：“大提琴伴奏。”
又试。果然象二重奏。二重奏拉好了也成，但胡队长的大提琴独奏水平显然力不从心。
这下谢政委也犯难了，很焦虑地问张干事：
“县文化馆有钢琴吗？”
张干事说：“没有。”
“那怎么办？”谢政委又问。
张干事说：“唯一的办法是请地区文工团的钢琴伴奏。”
谢政委说：“这倒是个办法。小赵到时提前一周去配合练习。目前就用手风琴伴奏。关键是你自己要练好。”
拉手风琴的姚于是成了陪练。但是姚也十分头疼。有一段疾风骤雨般的十六分音符过渡伴奏他根本拉不下来。台上就我们俩人，大家盯着，姚也急得满头大汗。
谢政委说：“姚，平时不努力，这时候见真功夫了。你们大家都要以此为鉴。以后一律不准搞大齐奏。不下苦功夫，怎么过三关？”
“三关”是什么？谢政委没有说。但这个小提琴独奏节目没有达到笛子独奏那样热烈的令人振奋的效果，谢政委便心里有气，这气不好冲我出，就冲手风琴姚出，冲那些不争气的乐队队员出。
这些日子宣传队不比连队轻松。在连队一下班整个人便属于自己的，宣传队员虽然没有连队的体力劳动日晒雨淋，但这里面每个人的神经无时不处在紧张状态，尤其是那些基础差的队员，这些日子看着人都消瘦下去。从早到晚，每日汗流夹背地苦练，为的是不被挤出这个好不容易才进入的圈子，他们与其说为艺术而流汗，不如说为工作，为前途为结束宣传队生涯后不再回到农村去。手风琴姚那日被谢政委奚落后，便起早摸黑地坐在河边练得天昏地暗，为那一串疾风骤雨的十六分音符，连睡觉手指都在床板上神经质地敲打；小张也深感被淘汰的威胁，练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里面从来没有互相学习切磋的现象，互相间只有谨慎和提防。小提琴张和小提琴万竟然没有一本《小提琴演奏法》或别的什么练习曲教程之类，盲目地练，伴奏曲一遍又一遍地拉，不讲弓法与指法，不得章法与要领，结果流了不少汗水还没多大长进。随之而来便是沮丧与苦恼，整天阴着脸不说话，仿佛对我怀有敌意。
接下来进入乐队与演员合排阶段，每日在小礼堂进行。相对而言，演员阵容比乐队强，那些个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男女，一上舞台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唱跳念打都颇见功夫，舞蹈动作的编排真有专业化的味道。张干事是舞台总指挥，演员队长吴艳既是编舞又是领舞。看吴艳的表演我觉得简直和地区文工团的主力演员没有区别。一问，才知道她两次汇演都被看中，一次是地区文工团， 一次是某部队文工团， 都因为成份问题未能如愿，难怪她的舞蹈语言总有愤懑悲怆的味道。最热烈的节目是开场歌舞《喜庆丰收》；印象最深的是吴艳和男生鲁的双人舞《聋哑妹上学》，表现苗家少女聋哑妹如何得解放军针灸治愈喜上学校，与父亲一路欢歌起舞的情景；还有《采茶舞》，一群侗家姑娘身背竹篓，迎着朝阳喜采油茶翩翩起舞。《采茶舞》的音乐旋律很美，深得侗族民歌的神韵，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音舞合一，边唱边舞，把舞蹈气氛推向高潮。《聋哑妹上学》是贵州省参加全国汇演的获奖节目，音乐没说的，吴艳的表演也很接近原版；可是《采茶舞》我以前没见过也没听过，油印乐谱印着木生谱曲。木生是谁我一直没在意，这下子与演员合排，音乐的神韵和气氛一下子飞扬起来。我问胡队长，木生何人？胡队长说，你还不知道？是张干事呀！我大吃一惊，张干事还有这等才干！难怪他时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呜呜咽咽地吹黑管，大概就是在谱曲。胡队长说，这是张干事唯一最成功的作品。我于是想，这是失恋之杰作，也说明失恋的好处。一排练到这个节目，张干事便要站在乐队前面来，象指挥又不正规，用黑管指指点点，说哪儿这样哪儿那样。他用嘴哼来示范曲子，手脚头并用地打着节拍，非常投入沉醉的样子，俨然已经献身于艺术。这使我非常愧疚，深感自己的肤浅和浮躁。
吴艳属于冷艳型女孩，生活中孤僻不多说话，也不正眼瞧人。她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屏中教师，遗传给她一些清高的血液。不知为什么，一看到吴艳，就令我想起罗丹霞。吴艳的身姿肤色和脸型都与罗丹霞十分相近，特别是那双忧郁的眼晴，与罗丹霞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罗丹霞没有她这份清高和深沉，她也没有罗丹霞那样的纯朴自然。让人惊讶的是，她竟没有一个追求者。我曾听男生窃窃私语，说吴艳没有子宫，只宜看不宜干。我以为这纯粹是恶语相加，极不公正。这是男生们对吴艳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艳的报复。
伴奏分谱配器的好处之一是把演员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这种耳目一新的伴奏就象给演员们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弄得他们热情高涨精神振奋，跳得气喘吁吁满身大汗，还嚷嚎再来一遍。这情景颇让谢政委感到意外，他坐立不安地在台下走来走去，喜形于色地同张干事说着什么。然后张干事便上台来宣布说：“今天下午会餐。请各位注意，不要喝醉。”
全体欢呼。
所谓会餐就是晚餐额外补贴三盆炒肉片。肥肉与瘦肉混炒，肥肉居多。我用茶缸装了属于我的部分，拿到田恬那里去。田恬说：
“太肥，你自己吃。”
我说：“里面有瘦的。你吃瘦我吃肥。”
田恬笑道：“你今后也会这样照顾我就好了。”
“那是绝对的。”我抓住她的手说，“今晚不排练，我要和你亲亲。”
田恬不安地看着我，说：“怎么个亲法？”
“到时你就知道了。”我眼里燃着欲火。
田恬说：“你喝酒了？”
我说：“没有。”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的。”
“刚才你还说我好，现在突然又不好了？”
“告诉你，”田恬朝我脸上捏一把，“别的随你怎样都可以，但那件事不行。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等到结婚那一天吧！”
“可是人家都以为我们已经……”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当初人家还不都以为我和张干事如何了，你和罗丹霞如何了。事实并非如此嘛！”
“我今天高兴而来，你却让人扫兴。”
“怎么会呢？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
“什么事？”
“指标下来了，一个大学，九个中专。”
“我高兴不起来，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为什么不关你的事？大家都没有好好复习嘛。”
“我现在宣传队，不管是领导提名还是群众推荐，都轮不到我。这么大的工地，二十个连队，宣传队大不了一个名额。而且看这形势，宣传队一个也不能去，否则就要乱套，汇演搞不成。”
田恬说：“一个名额并不等于只准一个人报考呀！至少一个连队推荐五个人考，一百个考取十个，十分之一。你要参加考还是有很大希望的。至于推荐问题，你的推荐名单已从一连报上来了，而且是按你进宣传队以前的日期研究报的。这样你既可以从宣传队报考，也可以占连队的名额，两边都说得过去。”
我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谢政委能让我去考吗？”
“这个我会想办法的。”田恬信心十足地说。
田恬这样一说，我便想起那个电闪雷鸣暴雨滂沱的夜晚。我给田恬提醒过，这是谢政委要打出的一张牌，莫非田恬还要去自投罗网？还要去做一次这样的交易？不过自从进入宣传队以来，我对谢政委的憎恶反感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我觉得他这人还真是人中豪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男子汉。他的妻子远在广东，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农家妇女，谢政委本人也被这桩婚姻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也需要爱，渴望女人的温情。尽管这桩事恰恰摊在我赵雄头上，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但这也并没有影响我对他逐渐的理解和同情。况且田恬并没有许诺要与我结婚，以后能否成为夫妻实在很难说。我这样想，并不等于我在感情上背叛她，而是我确实对我们的前途没有充分的信心，田恬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我甚至觉得，我左右不了驾驭不了田恬，而谢政委就有这本事。
也许田恬还真的爱着谢政委，或者爱着谢政委的某些方面，比如他的成熟，他的精明能干和英雄气，还有他老道的性爱抚方式甚至还同情着他情感上的痛苦。我曾看过一本外国心理学书，按书中的理论，象谢政委这样的男性是比较容易得到知识女孩的芳心的。田恬就是这样的女孩，她可以从谢政委那里得到在我赵雄这里所得不到的东西。这里并不仅仅指的实惠，而更多的是生理心理方面的东西，是女人情感中的另一个层面的隐秘不可言传的东西。因此我现在才明白，说谢政委纯粹强奸她，或者她纯粹是为我所作的义举，都是不能自圆其说，不能解释这一切的。当然，我也相信，在谢和我之间，田恬更爱我。这就是她不竭余力不择手段要改变我命运的原因。我深深地为田恬担心，我担心她将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假如我有一天离开了她，而她在谢政委那里又改变不了情人的地位，她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到那时她的心灵是不是会伤痕累累痛不欲生？
田恬见我一直愣着，又说：“赵雄，不管怎么说，你没有理由放弃这次机会。那怕试试，否则我们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你开始愿望这么强烈，怎么现在又心冷如灰呢？”
我说：“不是我的愿望不强烈，如果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确实有待于谢政委开恩。只要他点头，我肯定要试一试。况且现在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无论独奏还是伴奏，我已经能够对付。可以边排练边复习。”
“我找谢政委落实你考试的事情，你找廖指挥长也说说。再打听一下考试题的范围，这便于你集中精力重点复习。”田恬十分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中午，我去找廖指挥长，碰见田恬正从指挥部门口下来，我知道她肯定是找谢政委了，忙迎上去问：“怎么样？”
田恬说：“他们忙得很，中午都在开会，没机会谈这事。”
我问：“是不是在研究考试的事情？”
田恬摇摇头说：“中央水电部的副部长过两天要来工地视察，地区专员和县领导都要来。现在是在研究接待的事情。听说这次中央要拨一笔款来。有你们忙的了。”
果然下午一上班，张干事就召集开会。证实了田恬的消息。宣传队紧急动员。一是接待，二是安排一场文艺晚会。张干事简短布置了任务：马上布置会场，在指挥部房上以及工地基坝上插彩旗，准备横幅标语等；第二天彩排，第三天晚上在小礼堂为来宾专场演出。张干事布置停当，宣传队马上兵分几路忙碌起来，直到傍晚，总算完成了任务。晚上便分发服装道具，各自保管。
第二天在小礼堂成功地进行了彩排。谢政委亲临讲话。他说，今天是一次总检阅。苦练不苦练，下功夫不下功夫，结果大不一样的。希望全体队员精心准备，圆满完成明天晚上的演出任务。谢政委还说，离汇演还有两个月时间，通过这次彩排成功，他对十月份到地区拿奖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上午，首长的车队开进彩旗招展的指挥部操场。廖指挥长、谢政委带领机关人员和宣传队员在大门口欢迎。宣传队员敲锣打鼓，跳起红绸舞。车门一开廖、谢就迎上去握手。我看见了罗石峰，他现在是屏林县委第一书记。也许他也看见了我，对我这一副涂脂抹粉，跳着别扭的红绸舞的滑稽像，他不知作何感想。我似乎有些惭愧，把头低下去。但我想，我晚上的小提琴独奏，一定能重塑形象。
尽管是封闭性演出，小礼堂内只坐了首长和随行人员以及少量机关人员，但里面仍然闷热难当。大门、侧门和所有的窗户都被民工的躯体塞满，没有新鲜空气透进来，只有人气和汗气。人声鼎沸。开幕前，谢政委上台致欢迎辞，罗书记也上台讲话。我看见前排就座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很胖的部长已经热得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帕揩着脸和脖子。 罗书记讲话冗长一些，首长显出坐不住的样子。
晚会进行到一半时，那位首长终于起身离去。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观众就只剩下一些机关人员和门窗上的民工。廖、谢二头也已陪同出去。操场上传来喇叭声，首长要连夜赶回屏林。
演还是不演？全体宣传队员都看着张干事。张干事犹豫之际，大门已被民工挤开蜂涌而入。结果我的小提琴独奏没有表演给罗石峰，而是表演给民工们。
第二天中午，田恬把我叫去，悄悄告诉了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宣传队汇演一结束就解散！原来，那位首长对电站工地用本来就很紧张的工程款养着这个专业的文艺队伍的做法有异议。说，既然是县文艺宣传队，就应该由县里自己承担。但县里没有这个编制和预算，财政拿不出这笔钱，光购置乐器服装道具的花费就挺吓人。首长的话，对这次工程拨款多少，甚至拨与不拨都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在听了谢政委一番解释后，地区专员指示：十月汇演后宣传队即刻解散。
我不知道谢政委怎么接受得了这个现实？宣传队倾注了他两年多的心血，几乎占了他事业的一半。好心办了坏事，这也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而宣传队里每个知青，都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这里，这下对他们的打击有多大？连我这一刹那都产生“完了”的感觉。
我惶惶地问田恬：“谁告诉你的？谢政委？”
田恬摇头否认：“他绝对不会告诉我这事。到目前为止，整个电站只有五个人知道，这就是二位头，一位知情人，还有我，你。连张干事都不知道。”
我说：“那汇演搞不成了，谁还有心思？”
田恬说：“这是绝密的绝密。人家好心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捅漏子。”
捅什么漏子？我现在只关心自己。我何去何从。宣传队即将解散，这虽然不仅仅涉及到我个人，但这个消息毕竟给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与别人相比，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更曲折更狭窄。毫无疑问，我现在只有招工考试一条道路可走，尽管对这件事的结局我无法预料，但它毕竟是黑暗中的一线希望。
田恬看出我的心思，说：“赶快抓紧复习，考试范围我已经打听到了，只考初中部分。”
“那太好了！”我不禁欢呼道。
“你可别掉以轻心,要深大家深,要浅大家 浅，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我说，“如果考高中部分，数学我就要从头学，而初中部分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田恬说：“反正这么回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琴上能对付就行。”
我说：“既然如此，那我现在也不必找廖指挥长，关系到宣传队军心和汇演的大事，他是不会给我说什么的。我更不能在这件事上给他招惹麻烦。现在的问题是，谢政委要同意我作为一连的知青名额参加考试才成。”
田恬担忧道：“他这几天心情肯定不好。”
“那怎么办？”
田恬想一想，下决心道：“只剩一个月考试了，研究参考人员名单也很快要提上议事日程。现在不找，恐怕要错过时机。这事你别管，我会处理，保证你到时参加考试就是了，你的任务就是考好。”
送走水电部的首长后，宣传队的排练一如既往。谢政委照样来督查来鼓励，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是招工考学校的事情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全民兵团的议论热点，连队被推荐人员也已开始公开地复习。宣传队两个考试名额，乐队一个，演员队一个，实行民主推荐，领导批准。经过激烈的角逐，两个名额被吴艳和胡队长争取到。不过未争取到者也并不怎么感到灰心沮丧，电站建成后需要的人不仅仅是十个，而是几十个上百个。宣传队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多大顾虑的。宣传队员是民工知青中的佼佼者，是谢政委的宝贝疙瘩，因此都有“将来舍我其谁”的感觉。为了安抚宣传队员，谢政委还在会上吹风，说县里将申报成立文工团。因为屏林有可能在今年被评为大寨县，而文件规定，大寨县是可以成立文工团的。他说，一旦成立文工团，你们就是骨干，队伍还要扩大，要办成一流的县级文工团。我明白谢政委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墙上画饼罢了。看着这些电站工地上的“天之骄子”，我心中不禁油然生出一阵悲凉，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即将要从“天之骄子”的位置上一落千丈了。对于吴艳和胡队长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百个考试者中间的两个，能否考取，尚不得知。所以角逐之后 ，也就平静地排练节目，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象连队那样争得头破血流。
没过几天，田恬就告诉我，我从一连参考的事情，定了。谢、廖二头头都表示同意。田恬是通过什么手段争取谢政委同意的，我不知道。田恬这几天神出鬼没的，经常找不到人。我无法去跟踪她，也没有再去蹲在房子的夹缝里守株待兔。总之，我现在约束不了她，她喜欢怎样就怎样。说我戴绿帽子吧，我们又没结婚，况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又采用了那种手段。宣传队员们很快知道了我也参考的事情，没有谁提出异议，因为我确实才从连队抽上来几个月，而在这之前连队就推荐了。
复习的事情从地下转向公开。谢政委、张干事都同意在不影响排练的情况下，允许我们挤出一些时间复习。当我了解到胡队长的父亲是戴帽右派，至今尚在月亮坝劳改农场时，我便对他、对吴艳产生同病相怜之情。我希望我们三个都考上都录取，都实现这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我向他俩打气说，好好复习，廖指挥长亲口对我说，这一次必须按分数择优录取。我说，既然是民主推荐，指挥部党委研究批准的，政审已经过关了。胡队长说，谢政委也是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信心十足，废寝忘食地复习。
不过我有时不免也感到困惑。宣传队员中，起码有５０％是家庭有这样那样政治问题的知青，而推荐出来参考的三个知青，三个出身都不好。以前我总觉得谢政委、张干事“左”得厉害，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在推荐吴艳、胡队长的会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微词，说到俩人的家庭出身问题，谢政委为此慷概陈词，他说：“现在有好多人在议论，指责我，说我电站工地是牛鬼蛇神的庇护地，说穿了就是说我这个宣传队。我回答说，你们这是污蔑，是歪曲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宣传队是清一色的知青，是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的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现在他们来到电站工地这个大熔炉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出身不可以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当初革命圣地延安，不是接受了一大批出身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知识青年吗？后来这些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先烈，有许多人还成长为中央、省、部一级干部。我搞宣传队，就是要用懂文艺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否则我搞什么宣传队？对这个问题，我谢某人是不怕扣帽子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并没有错。”谢政委这番话令我感动，也令我困惑，我越发感觉谢政委这人真是充满神秘色彩。我想，能不能把谢政委这些行为理解为他思想性格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呢？进一步说，他对宣传队如此热衷，是否出于社会时尚，出于他对文艺的过份偏好，或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谢政委靠“左”起家的历史不可否认，同样他的大度，他的不拘一格和英雄气，也不可否认。谢政委来宣传队，总是对我们三人说，复习的事尽力而为，不要影响排练，考不取也没关系。廖指挥长每次路上碰见，也是简单两句话：“复习得怎样？一定要好好考啊！”边说边走，避嫌似的。这就更证实了田恬告诉我的消息。我必须考好。
九月初，考试如期进行。一百个考生，在小礼堂集中考试。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廖、谢及张干事都在现场监考，气氛还挺肃穆的。从考场出来，田恬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数学题全做了，题目出得简单，有难度的也有几个，按我自己的估计，九十分以上吧。语文命题作文，发挥也还可以。
一星期后，试卷改出来了。虽然没有公布，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自己的考分。果然总分前三名都出在宣传队：我、吴艳、胡队长。我们平均分都超过了八十分。有总分只考十几分、几分的甚至零分的。还有仿效张铁生在试卷上写打油诗的，有在试卷上画图画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糟踏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参试名额。
我们虽然没有欢呼雀跃，但已暗暗在做读书的准备和好梦。田恬甚至说，她每月寄二十元，支持我读大学。我说，算借吧，以后还你。田恬说，不要你还钱，要你还一个人。是的，我欠她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个人，这就是我自己。
可是，当十几天过去，当民兵团已经有人开始得到通知的时候，我们忐忑不安起来，当录取通知发到第七人、第八人的时候，我们惊慌起来。当第十个通知发下来仍没有我们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爆炸了。我们绝望了，愤怒了。
我们悲愤地来到指挥部办公室，质问廖、谢二位头头。廖铁着脸说，这事情你们不要问我，问也无可奉告。我们问谢政委，谢的神色很镇静，仿佛准备着我们来似的，他反复地对我们说：“你们冷静一点，克制一点。”逼问得无法，他才说，“名单最后是在县委常委会上定板的，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我们说：“这是电站自己的招工考试，为什么要送到县委会上研究？县委不是管得太远了吗？”
谢政委说：“这是县计委和劳动部门下的招工指标。县委过问也是无可非议的。”
“不是常说电站和县委是平级单位吗？”
“人事问题，县委是可以过问的。”谢说。
我突然想起，当初我调政治处的事，不同意的电话，也是从屏林县委打过来的。难怪谢政委在电站可以大权独揽。
我说：“谢政委，您同时不也是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吗？”
谢政委耐心地说：“赵雄，你们三个，这事情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你们要正确对待这件事情，机会以后还有的，好好干，电站以后需要的远远不是十个八个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
回去的路上，吴艳放声哭起来。
胡队长也悲愤地说：“他妈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欺骗，根本原因还是成份。以后又能怎么了？成份不好，连生命都失去了意义，还活着干什么！”
我忘记了田恬的嘱咐，大声对全体来看望来安慰的队员们说：“我们都没有什么指望了，宣传队汇演后马上解散……”
田恬站在门口，脸都吓白了。
第二天，我、吴艳和胡队长托病不出。离开我们三个，宣传队真是没戏唱了。整个宣传队笼罩在一片悲观绝望的情绪和气氛中。
谢政委措手不及，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无法对我在义愤中宣布的消息进行辟谣。宣传队人心涣散，突然消失了往日的琴声和歌声。而仅仅剩下十几天时间，就要赴地区参加汇演了。
田恬那天悄悄颤抖着对我说了一句：“这下你真的完了。谁也救不了你。”说完就走了，再也没有来。
我想我真是完了，我要在政治上同谢政委斗争，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就是在那一刹那，我把自己送上虎背。谢政委耗费多少心血，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十月汇演，全体宣传队员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的十月汇演，将因为我那振臂一呼而功亏一篑。对于谢政委来说，去追查泄密者已经没有意义，他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这场全线崩溃的局面。
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一切都发生得这样突然，这样不可思议。从我内心来说，我没有理由怀疑谢政委会在我们三人的事情上做什么手脚，否则他完全可以在事前随便找个理由和借口或者略施小计，就可以不让我们参加考试，并且还不至于得罪我们。再则，如果他对我有所怀恨的话，也不至于连胡队长和吴艳一起整。看来问题确实出在屏林那些常委们的身上。如此一来，谢政委对我的恼羞成怒是可以想见的。连田恬都为此迁怒于我。反省起来还是怪自己不冷静，屡屡在大事情上出现闪失。现在怎么办？向谢政委认错求饶？别说我做不到，就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后果已经造成，挽回也不是我之所能。我不可能让胡、吴俩人象平常无事一样来投入排练，也不可能去说，宣传队不解散了，我是造谣者。
但从道理上讲，从客观事实上讲，我究竟有什么错？我没有错，我是百分之百的无辜者、受害者。
谢政委没有传唤我，张干事也没有来召集排练。宣传队一片沉寂。我知道这沉寂中酝酿着暴风骤雨，我已作好准备，回连队或者离开民兵团，再一次离开一个充满爱和恨的地方，这个让我梦牵魂绕的地方。然而这也意味着我将离开田恬。想起她的爱和她的温情她的种种好处她的优秀，我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够离开她。而这一切已经不可避免。田恬她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拯救我了。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我命该如此，合当遭此劫难！
果然张干事来了，他对我说：“赵雄，奉谢政委指示，你立即离开宣传队，回连队听候处理。你知道你所犯错误的严重后果吗？”
“严重后果我知道，但我没犯什么错误。宣传队要解散是事实。”事到如今，我干脆硬气地回答。
张干事说：“谢政委待你不薄。你这样做对得起人吗？”
我说：“我姓赵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对话已经毫无意义。我卷起铺盖准备走人。走得没有怨言。我并不恨谢政委，这次与上次调政治处不一样，我要是站在谢政委的位置，我也会这样做，说不定更加激烈。我想谢政委大不了给我一个记过处分，或者让我离开民兵团。处分就处分，离开就离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害怕都没用，想得太多也没用。听天由命。
胡队长和吴艳来帮我拿行李。
我说：“不要送，让张干事看见不好。”
胡队长说：“我们不存在谁连累谁的事情。”
吴艳触景生情，又伤心地掉起泪来，把我的眼晴也弄得潮呼呼的。我说：“吴艳，你不要灰心，你和我不一样。你天生丽质，这样好的条件，不会没有机会没有前途。不是还要成立文工团吗？你没得罪领导，也没有理由悲观。”
吴艳说：“你不要安慰我。我不会比你好多少，我知道。也无所谓。”
第 七 章
可怜的大地啊
我知道你的苦痛
我看见烈火在你胸中煽炽
我看见你千万条血管在出血
我又看见你的伤口哆嗦大张
猛烈地喷出火焰
……
──海涅《还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