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玩儿的许多游戏现在的孩子从来没玩儿过，比如“演电影”。在地上挖个坑，把撕碎了的彩色纸片放进去，用一块玻璃片盖上，再把土埋在上面。快来看哪，电影开演了！一声喊唤来许多孩子，轻轻的拨开玻璃上的土，展现在眼前的就是“花花世界”了。有时剪几张小人书上的人物放进去，也有的时候一起挖好几个坑，把李铁梅、阿庆嫂、座山雕都放在坑里，这就是“演电影”。还有一种游戏就是“卖货”。把装药的盒子撕去一个边，用细线绳固定其它三个边再吊起来，拴在一根筷子上，一个卖货的小秤就出来了。再找来一个合适的螺丝疙瘩拿绳坠在筷子上，秤砣也有了。揪一缕小草当菜，把平时做的泥球、泥饼干什么的摆在木板凳上，给小朋友发放一沓子草纸当钱票，买卖就开始了。他买点“韭菜”，她买点“饼干”、“鸡蛋”，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摔泥泡。摔泥泡就是挖来一团黄泥，这泥团必须是粘的，越粘越好，把黄泥做成大碗形状，边儿要散开，薄薄的，倒过来用力摔在水泥地上，摔得成功，碗底便出现一个大窟窿。两个人一起比着摔，对方需填补一块能补上大窟窿那么大块的泥，然后对方开始摔，如果摔出窟窿，也需补给一块泥。最后，谁的泥团大，谁就是胜者。这种游戏本应该是男孩子玩儿的，我那时非常淘气，用母亲的话讲：淘得没边，赛过小子。玩儿摔泥泡最让我头疼的是挖黄泥。由于地质的原因，黄泥都是埋在深土层里，寻找泥坑本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找到泥坑我又愁了，个子小，下得去泥坑，爬上来又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天天跟在邻居男孩大军屁股后，央求他下坑取泥。大军并不是无条件顺从的，那时我还不会使用“美人计”，否则使一下也无坊。大军的条件是我必须用糖纸交换，我知道他是用糖纸来讨好他妹妹老四，要不老四天天把他淘气的事告诉他爸妈，换来的是一顿暴打。开始是两张松鼠糖纸换来一团泥，还必须是未包装过的，后来必须是上海或北京带号码的糖纸，最后连那张上海大白兔玻璃纸的也让他逗去了，为此，我心疼了好几天。

摔泥泡的水泥地不好找，一般都在老黄头家门口。老黄头是嫩江食品厂设在居民区水泵房负责放污水的，水泵房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家就老两口，挺清静。听说他两人是后走到一起的，在那个年代属于先锋派，但两个人感情挺好，从没见过他们吵过架，拌过嘴。两个人老实，不爱讲话，就不招人来，偶尔看见老太太的外孙子每个星期来一趟劈木半子，老太太是梅里斯雅尔赛的，达斡尔族人，爱喝酒。常看见两个人在小院葡萄架下的小饭桌边喝着酒，吃着小菜，一般都是两样菜，一盘炒清菜，一盘油煎金黄的鸡蛋，边吃边喝，边听半导体收音机，喝到高兴处，老黄头满面红光嘶哑着嗓子唱着京剧，老太太就笑，很崇拜地看着老头。

看见我们在门口摔泥泡，老头从来不撵我们走，总是微笑着在旁边观看。偶尔也当回裁判，谁应该给谁多少泥，谁谁玩赖等等，每次判得都很公正。老黄头有时也和我们要来一块黄泥，那黄泥在他手里捏几下就成了展翅欲飞的小鸟，温柔可爱的小兔，或一条小狗、小猪什么的。最后他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我拿回家的是小兔子，晾干了，姐姐把粉笔涂在上面，就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阵子，老黄头让我们把所有的黄泥都给他，他把泥摁在月饼、饼干模型里，扣过来后，带着各种花纹的“月饼”、“饼干”就出炉了。拿去玩吧，拿去吧，记住，可不能吃啊！老头嘱咐道。我分到两块“月饼”三块“饼干”，回到家把红砖头磨成粉，撒在上面，看见这些东西就有了食欲，用来过家家、卖东西玩儿。

冬天来的时候，这种游戏就自然停止了。冬天有冬天玩的游戏，跳格子，踢毽子，打雪仗，遛核桃，渐渐的就把老黄头两口子忘了。那日清晨听大人们说，老黄头死了，上学走过水泵房见门口挂着黄纸，出来进去的都是嫩江食品厂的人。后来听说老黄头是嫩江食品厂的前身公和合营厂的老板，老黄头成了资本家后，一儿一女都和他划清了界线去了南方，老黄头没有儿女送终。

老黄太太在老黄头走的第三天晚上也去世了。她外孙子来时，老黄太太的身子早已僵硬了，歪在炕桌旁，桌上是两盘剩菜，一壶没喝尽的铁皮酒壶还放在茶缸里温着，老太太手里捏着酒杯紧紧的。

水泵房又换了一户人家，也是个老头，一家子七八口人，养了两条大黑狼狗，谁也不敢在门口摔泥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