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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 前苏联将未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邓小平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认可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几个阶段。 判定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是：一、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二、社会财富分配情况；三、社会权力形成基础；四、社会文化意识形态。 合理的财富分配是健康的意识文化的保障，社会生产条件是财富生成的基础，权力分配为财富分配服务，意识文化是权力分配的保障。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对当今世界失去影响力，与现阶段中国休戚相关的三个社会阶段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 封建社会的特征是：社会生产主要为农业；社会财富和权力都自上而下集中于封建地主统治阶层，政府的权力高高在上，主要体现为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政府的腐败形式体现为权力腐败和金钱腐败，并且很常见；社会各阶层，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主动认可这种形式。在物质条件贫乏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封建社会时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能够活下去成为民众的普遍要求，社会财富和权力都自上而下的集中分配方式可以满足社会的稳定，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由于以生存的依赖为前提，所以一旦出现严重的腐败和天灾人祸，都会使社会很快崩溃，最终以新的王权稳定实现社会回归。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是重视权威、依赖权威，从家庭的家长，家族的族长，地方的青天老爷到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工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依赖，社会财富总量永远大于封建社会，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从简单生存提升到舒适生活，对物质的需求大大提高；社会财富和权力主要集中于资产阶级，工人属于被雇用群体，在劳动环境、劳动量和薪酬上没有发言权，政府依靠选举产生，但依赖财阀，并受其控制，在利益分配上严重倾向资产阶级，经济分配的最大特征就是垄断，政府的主要腐败体现在执政时更倾向自己背后的产业寡头；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看重财富，明显的体现出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工人工资被尽可能的压低，社会购买力下降，生产量下降，工人需求量下降导致失业，就业竞争加剧使工资进一步被压低……，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爆发经济危机，使财富的分配重新洗牌，这与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类似。这里的自由依旧被权力利用。 但民主社会的特征是：工业生产依旧是社会的主要财富积累方式，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从物质享受提升到精神满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社会财富合理平衡，商人、农业和工业工作者都得到丰厚的报酬，比如他们会制定反托拉斯法遏制垄断削减商人的利润，会通过社会福利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各级政府通过选举产生，由于全民素质的提高，民众会认真的考虑选取满意的公职人员，所以在举行选举时，角逐者必须多方考虑，这种权力产生能更好体现出全民意志；以民众力量为基础的媒体对政府有很强的监督效果，社会透明度更高，政府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性，政府腐败难以藏身。在民主社会里面，优秀的人才、普通的世人和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或通过自身才能，或通过政府调节，都能得到所需，所以大多数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心理满足产生职业认可感，心理满足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所以民主社会氛围很融洽，社会结构很稳定。这里自由成为制约权力的权力，并与权力彻底分离。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点都是信仰被权力利用；而民主社会的权力由民众赋予执政党，但民众真正掌握了监控执政党的权力。目前在中东搞的单纯选举意义不大，就是因为政府与宗教团体的权力分不开。 中国的社会形态具体体现为： 一、物质生产 一个国家的物资生产能力受国际环境、国家政策、天然资源、科学技术、人力资源、消费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目前世界整体环境处于和平状况，世界贸易组织给国与国之间提供了更加方便的交易平台，姑且不考虑这个平台的历史意义，仅仅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中国处于一个相当宽松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的政策来自邓小平的“猫论”，猫抓到老鼠是政策的大原则，所以不管是通过国家扶持、国有资产私有化、盗用国库、权钱交易、地方保护、横征暴敛、行业垄断，还是牺牲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利益，还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甚至不惜以未成年人的成长为赌注，中国的商人、公务员及其亲友、甚至警察法官等执法人员都在政府的放纵下不择手段的捞取钱财，这样的政策环境无疑是所有投资者、投机者、不法者、既得利益者的天堂。 中国的国土广袤，资源丰富，最重要的是不管国家为了激励投资者，还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腐败份子为了实现权钱交易，中国的土地资源、矿物资源、国企的固定资产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变卖给私人。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是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商家在国际竞争中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没有刻意保证广大工人的利益，还放纵商人随意压低工资；而中国的独裁政治环境粗暴血腥的镇压人们的示威游行彻底破灭了民间组织自发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希望。所以，中国不会有工人的讨价还价和罢工，劳动力价格非常低，为投资者提供了最小的投资风险环境。 从消费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人口优势完全得以体现，中国富人以3％计算超过4000万，中产阶级以10％计算超过1.3亿，还有约12亿的能够保证温饱的低层收入者；所以只要是商品，不论是昂贵的奢侈品，还是假冒的、伪劣的、廉价的劣质产品，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它庞大的消费市场。 综合上诉特点，中国的物质生产背景可以概括为“强势政府、弱势民众、丰富资源、庞大市场、宽松国际。” 再回到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是中国的投资者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一旦中国的技术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极为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必然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生产的平衡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失业，那时可能是第三世界的工业水平永远被遏制在萌芽状态，那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整个世界，那时中国的自私、功利的人文环境必然造成世界历史的巨大倒退。 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公司平均每小时要给每个工人支付的薪水是中国江铃汽车公司的50倍。在安特卫普，江铃公司的SUV售价是2.1万美元，是当地市场SUV的一半。 由于产品质量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发达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价格。表面上，在交易中发达国家用少量商品换取中国大量商品，但比较社会劳动时间，一个发达国家工人1小时的生产可以换取1个中国工人10小时的生产，即便中国的生产效率较低，也可能造成发达国家的一定失业，但如果生产条件相同，在交易中每10位中国劳动者就会造成发达国家的9个失业者。 中国中央电视台于 严格的说，是国际在纵容中国，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在成员国的商品生产中提出严格的工人工资限制，不仅有助于缩小中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还可以使国际竞争更加公平，当然这种限制也会损失世界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 如果世界再次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政治独裁必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这一切亦离不开世界的漠视、纵容和推波助澜。 二、财富分布 按地域分布中国人被区别为“农村人”和“城市人”；按社会权力中国人被分为“具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身份的公务员极其亲友”和“普通老百姓”；按社会生产中国人被分“商人”与“工人（城市户口工作者、农村户口进城工作者、农业工作者）”。由于这些特殊区分，中国的财富分布也显得极其特殊。 城市的基础生活设施比农村好；博物馆、歌剧院、电影院、公园、大学等等都在城市，文化环境也都比农村好；城市工业的规模性、协作性都远远优于农业，城市的劳动环境比农村好。如果可以选择，人们都不愿选择农村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只要人们要吃饭，就离不开农业，因此，很多国家都对处于弱势的农业劳动者结合具体国情加以经济补贴，以缩减城乡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提出城乡差距问题，认为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从而被执政高层诬蔑为用笔杆子杀人的反革命。 现在中国，农民不仅不能享受恶劣劳动环境的特殊福利，反而要接受更大的不平等，城市的工业劳动者到了一定年龄或身体不好可以退休，按月领取退休金，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永远不存在退休，好多高龄农业劳动者依旧在酷暑、寒冬、高山、深谷的恶劣劳动环境下从事繁重农业工作，一直到死。 在城里工作，同样是劳动者，农村户口的冠以“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面干最苦、最累的活，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没有周末，还要受歧视和欺压，他们参与了城市建设，子女在身边读书都无法保障。 永远走出农村，取得城市户口，成为中国每一位农村人的梦想。依据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检验，事实说明中国的户口制度就像封建社会的贵族世袭制度，一旦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城市户口。 中国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遵守宪法保障农民工的权力，足以体现中国政府的失职和自欺欺人。 中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同样是劳动，农业劳动者为什么就没有“退休生活保障”，人与人的劳动能力，劳动的内容，劳动的量都有区别，所以“退休生活保障”的数量理应存在区别，但劳动的性质没有区别，“有人有退休生活保障”与“有人没有退休生活保障”的区别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难道这就是中国人人平等的体现吗？难道这就是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中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中国的绝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的赡养，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帮助，而且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老人居然还要纳税。 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国的公务员和普通老百姓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从工作环境比较，中国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大多是开着空调的办公室，工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大多在普通的生产车间，其中有很多条件非常恶劣，农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则普遍较差。 从工作时间上比较，公务员每天工作不到8小时，享受周末等法定节假日，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大多超过8小时，有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高达十几小时，没有周末。 从劳动报酬比较，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一次次在向上调节，普通工人的工资却完全由企业主控制，很多农民工高负荷的劳动仅仅得到微薄的薪酬，还有不少农民工得不到报酬，更有甚者，有的农民工不仅得不到报酬，遭受辱骂、殴打等人身攻击，其中不乏客死他乡的。 从职业稳定性比较，除非很必要的机构裁减，公务员不存在被炒鱿鱼现象，公共事务在中国是最稳定的职业类，这是其他职业不可能相提并论的。 从社会福利比较，2005年公务员公款吃喝￥2000亿、公车耗油￥3000亿、公费旅游￥2000亿，以5000万公务员计，平均每一位的每年花费￥14000元，这个平均数据没有包括公费医疗等，已远远超过多数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农民一年的总收入。这些特殊待遇是普通民众梦不可求的。 在中国，公务员的亲友往往也能够得到很多便利，这中间存在着严重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前不久，中国出台禁止公务员从事矿业投资，禁止警察家属经营娱乐场所，这些都停留在问题表面，治标不治本，而中国共产党目前仅仅将公款吃喝等行为称为违纪，而不是将其定义为腐败违法行为，这岂不是自上而下的纵容？ 中国为了缓解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于是降低地皮费用，出台经济适用房，以满足低收入者的购房需要，结果所谓经济适用房大多被不符合条件的人通过关系买走，而且还出现近200平方米的豪华“经济适用房”，政府的福利补贴被既得利益者夺取，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加，只要体制不变，出台什么政策都会偏向既得利益。 在中国，盗版文化用品、假冒伪劣产品、非法中介、逼良为娼的色情娱乐场所都十分猖獗，他们中大多有坚实的后台。 现在，中国常出现成百上千人争取一个公务员职位的情况，其中大多数依靠各种社会关系获得公职，而不是公平竞争，所以公务员的整体人格修养不仅得不到保障，而且会越来越差。据调查，绝大多数考生报考公务员都是因为其职业稳定、报酬高，而不是真正热心公共事务。把职业作为生存基础是必要的，但仅仅因为生存可靠而选择职业是无趣的，在中国，这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试问，那么多对公共事务职业本身没有兴趣的人充斥公职行业，岂不是社会的悲哀。 《金陵晚报》于 公务员凭什么是最稳定的职业？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吗？但在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正好需要缺乏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来担任公职，才方便实现中央集权。 如果公务员没有终身制，而是像普通职业一样正常聘用，中国的公职人员的水平会更高。但公职人员流动太大，是难以实现封建集权统治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在中国，商人（俗称老板）处于支配地位，只要能够招募工人，工作环境、时间、报酬完全由老板决定。在中国，工人分为城市户口工作者、农村户口进城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三类，他们处于被支配位置，没有任何主导权，要么干，要么走人。迫于生存，工人只能选择接受老板的苛刻条件。 农村户口进城工作者被简称为农民工，从事对文化知识要求较低的技术活、体力活，大多属于高负荷劳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且没有周末，工资也远比城里人低，有的还得不到工资。 农民工都是骨肉分离、背井离乡，从偏僻的农村进入城镇，每年农忙或春节回家。在春节期间的交通被称为“春运”，这期间，中国的交通运输处于过饱和状态，以农民工普遍选择的低价位车次为例，车箱过道里面几乎挤满了拖着沉重行李返乡的人，按理说同一节车箱装载旅客数量增加，其服务质量必然大大降低，就应该降低服务价格，但中国恰恰相反，春运的交通费用较平时大幅度提高，其理由用“国家垄断”解释最合适不过。农民工的微薄收入的10％－20％要交付给中国的运输部门。 中国对外宣称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在利益分配上，普通民众却处于社会的底层，关键的是这种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政府的公信度和执政能力都让人怀疑。 新华社《现代快报》于 垄断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诟病，国家扶持、政策引导、故意纵容、地方保护等共同促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的财富分布由此更加畸形。 中国的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的垄断是国家扶持、政策引导的结果，中国的医疗、教育、保险、丧葬等行业的垄断是故意纵容的结果，地方保护则是体现地方政府业绩、实现贪污腐败的军阀割据式的特殊垄断形式。 新华社《现代快报》于 一名患者在哈尔滨住院67天，医疗费就花去￥140万元，每天输入体内的液体数吨，这根本就是典型的诈骗，但没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金陵晚报》于 三、国家权力 中国的儒学大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人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用来区分地位和名分的礼教就是法纪。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 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凌驾于全社会。 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提倡的共产主义，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反对剥削，提倡平均主义，坚持自我牺牲、奉献的精神”。但是从物质到精神，凡是人们需求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谁会拒绝最舒适的物质生活，谁又不想成为名人受世人追捧，谁不希望拥有美丽的妻子或英俊的丈夫，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止境，事实上人人都希望用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回报。所以违反人类欲望的共产主义大厦仿乎海市蜃楼，缺乏现实意义。以中国为例，中共内部各阶层的权力斗争和经济腐败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嘲笑。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早已被中共所抛弃，中国执政党的真正纲领是什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以德治国”理论更加明确的向世界通报了中国的“人治”观念。王权时代的经典理论给出最明确的答案：用来区分地位和名分的礼教就是法纪。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封建专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官员任命制度实质——对宪法的践踏 中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一百零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就选择好自己的“接班人”，以胡锦涛为例，在选举结果未产生前人们都知道他是“接班人”，选举仅仅是一个加冕仪式，这与封建社会的皇帝“立太子”如出一辙。 中国认为民主国家的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这根本就是断章取义，西方的选举宣传的确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但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被个人浪费在物欲享受中，反而在宣传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所以选举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与中国执政党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耗油是完全不同的。 “主席”提名“总理”，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总理”提名“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这些都是谎言。“主席、总理”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什么？仅仅是前者通过后者向社会传达意愿。这与“封建社会的皇帝任命丞相，丞相协助皇帝任命其他要员，然后逐层任命下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当然其间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依然沿袭封建集权的“悠久传统”。 “接班人”和“选举自由”并存，这也许就是中国政府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最绝妙的运用！ 中央习惯于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现在又将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推诿于“政绩标准”的误导，问题不是出现在政绩的标准，而是“政绩”本身，只要“自上而下”任命制度不改变，任何“政绩标准”都会成为政客们谋取权力的唯一方向。 在中国的权力产生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仅仅是一个加冕仪式，替表面高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实际奉行封建专制的政治骗子演戏。所以，凡是中央的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就不可能反对。 （二）官本位现象——为人民服务的美丽谎言 官本位就是“社会对地位和名分的区分”，是封建等级社会的特有产物。 当代中国人与人的地位和名分等级存在方式为：随着权力的内部延伸，政府演化为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于是形成政府官员与百姓的官民地位差异；权力管束权力，政府内部形成按级别区分的严格等级地位差异；金钱在封建权力专制式的社会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金钱可以等同于权力，于是形成以财富区分的贫富地位差异。 官本位的具体表现为： 当个人权利受侵犯时，老百姓往往不求助于法律，而是通过“上访”把希望寄托于青天老爷。先是违法乱纪的行政官员干涉执法，然后主持正义的行政官员为执法保驾护航，事实上都是政府人为干涉法律，这是对官本位最典型的反映。 面对上级绝对服从、唯唯诺诺、放弃尊严的奴才心理，是执政党内部的重要特征。官位第一，责任第二，人人自危的社会，真善美难以张扬、举步唯艰，假恶丑滋生蔓延、畅通无阻，如此下去社会岂可稳定、国家岂能安宁？ 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被县委违反文物保护法，在离城墙不足五十米的范围内修大剧院，而接受采访的文物局明知上级政府部门的行为违法，但不敢反对，而平遥县城建局、规划局拒绝采访。这种愚昧无知、危害祖国的行为被各个下级部门一丝不苟的执行，充分体现出中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封建集权结构的危害。 居住豪宅、拥有保护交通等特权，中国领导享有的特殊待遇是终身的。官员永远都是高高在上，退职后也不会回到与老百姓平等的位置，所以没有哪一位公务员退休后会认为自己是老百姓。 中国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未名列政治局常委但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等四套班子第一把手者，称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享受“一级政治保卫”待遇，住宅在首长住宅区内，整个住宅区有外勤，每位首长家中配备一个班的警力；京城内行动有车队，即警车开道和殿后；外出享受空军专机或铁道专列。“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享受“二级政治保卫”待遇。领导干部离退休后，享受的一切待遇不变。 封建官本位在中国复活的历史原因： 孙中山先生将民主意识引入中国，带领中国进入反封建的社会浪潮，由此，封建传统文化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政变，实现封建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中国的民主社会进行了一次影响长久深远的封建复辟。 共产党统一中国后，中国的联合政府使社会民主处于全新复苏之中，但随着反对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社会的言论自由完全由林彪和四人帮的封建权力集团控制，个人崇拜和封建集权完全得逞，新生的民主社会被再次封建复辟。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瓦解，接班人华国锋被赶下台，中国的社会民主再次复苏，社会的言论自由空前高涨，任何人可以在媒体上公开质疑、批评中共政府及其各级领导人，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行为也不受限制，但随着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爆发，中国的民主社会在极其残忍武力镇压下被最后一次封建复辟。 中国的数次封建复辟并非历史偶然。民主意识仅仅停留在少数较高文化群体中，还没有根植于人民大众，广大民众还是以“人民救星的封建意识”来评判“政府”，将本应该服务于民的政府宠坏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最终使其彻底迷失其信仰。 所以，封建集权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自由、民主平等意识并没有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同时中共政府在维护权力时也不断用暴力手段在中国扼杀民主意识的成长。 新华社《现代快报》于 《金陵晚报》于 辽宁电视台 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政府为给当地领导到此植树做准备，通知各校教师植树点挖坑，挖好坑后，领导只需要把树苗放进坑中，填土就行。为此，学生放假…… 随着世界传媒的发展，“美国总统被起诉”，“德国前总统施罗德离职后，因房租价格因素放弃政府配备的别墅”，“西方公务员私人行为不能使用公车”……，这些民主社会的平等性已被中国老百姓熟知，他们开始认识到总统也只是公共事务服务者，权威在他们心中开始淡化，也认识到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不合理，但面对集中司法、政府、军队一体的强大执政党，接受压迫的苟活仍然是人民无可奈何的选择。 （三）普遍的全党腐败现象——封建权力的寻租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视荣华富贵为粪土，既便粉身碎骨也毫不退缩。无论是建国治国，还是探索世界和平之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陷入困惑：为什么党的凝聚力、号召力空前薄弱？为什么党员已经没有荣誉感、责任感？ 早期的共产党历史任务明确：驱除殖民者，统一国家实现国泰民安；但建国后，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平均主义并不能有助于社会发展，数十年的反复折腾，中国共产党已经不相信他们的理想可以实现，已经失去了方向。没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害怕在民主选举中失去他们的执政地位，所以就只有通过封建集权的方式统治国家；而腐败则是当权成员享受奢华的温床。中国的腐败体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权权交易——这是纯粹的权力地位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腐败。上层权力者将下层权力赋予自己的心腹，并得到他们的效忠，从而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这种方式产生的权力网络非常牢固。这种腐败的危害是：大量没有原则只会拍马屁的无能者占据重要的社会职位，很多有才能的人没有机会在相应职位服务社会；即使有的人有能力，但是他们不敢在上级面前表露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无条件执行，个人的狭窄视野往往主宰社会方向，所以个人每一次错误决策都会加大社会发展成本；最严重的是这种腐败会使公务员群体人人自危，责任感迷失，使整个政党的公共服务意识笼罩在封建集权的阴影中。 钱权交易——这是以金钱为中介，谋求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是自下而上的腐败，俗称“跑官”，下级给上级钱，就可以被提升。这种腐败的危害是：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金钱交易，这些钱要么是贪污公款盗用国库得来，要么是变卖国有资产收受贿赂得来，总之都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一旦他们通过金钱交易获得权力后，必然变本加厉收殓钱财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最严重的是这种腐败会像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给公务员群体造成极大的腐蚀，人人难以避免，甚至出现被动腐败。 权钱交易——这是以权力为中介，谋求金钱为目的的腐败，是官商勾结的腐败。腐败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资产低价变卖，将公共资源低价让出，将政府投资的项目高价承包，在工人权益、生产质量、安全、环境等监管过程故意疏忽，在对外贸易的走私过程中开绿灯，甚至对盗版、假冒伪劣、色情行业等法律禁止的行业公开保护。这种腐败的危害是：为了小利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这些数目远远超过直接的公款贪污；安全生产部门的监管失职导致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工会的监管失职导致劳动人民和商人处于极不公平的对立状态，劳动者劳动的环境差、时间长、工资低，甚至没有工资；城建、高速公路等公共设施成本比西方国家高30％，比韩国高50％，但质量极差，导致大量的将来的二次建设；环保部门的监管失职导致自然环境急剧恶化，现在的个人利润为将来的国家在环境改造方面的投入欠下重债；腐败还造成极不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扰乱了商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法则，使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进展缓慢，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保护犯罪行为导致社会治安恶化。 目前，党的腐败从权力腐败到经济腐败已经蔓延到全党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妇幼皆知。对虚荣、金钱、女色的追求不仅毒害一个政党，而且熄灭了中国反封建专制的民主火焰，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行为毁灭了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体系，造成不可挽回损失。 当财富的发展超前于社会权力制度发展，就产生了腐败。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需要权威统一民心，使人们的精力放在物资生产上以保障生存，社会财富有限，腐败不会很明显，权权交易成为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社会有其存在合理性；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财富得以高速积累，财富分配方式非常复杂，权力的相互制衡至关重要，封建集权的人治制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财富分配需要，所以中国的腐败才如此明显。 只要中国的制度不改变，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权力制衡结构，就不可能满足社会财富分配需要，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腐败必然愈演愈烈。一旦中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必然会打破世界的经济结构、次序及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四）反腐败实质——封建权力场的武器 在封建专制的权力体系中，腐败是权力延伸的重要纽带，反腐败仅仅是“维护集权”或“权力斗争”的武器。 出现了重大事故，比如矿难，死了大量工人，需要有人承担责任，需要有人牺牲，这叫“舍卒保车、舍车保帅。”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争斗，会通过反腐败打击对方，同时借机培植亲信，特别是高层。在中国，那些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省、部长等干部锒铛入狱必然是通过中央常委首肯的，细心的观察者不难发现，中国每一次高层更替就会掀起反腐大浪潮，而省部级高官也会由此出现大量的新面孔。 北京上访民众数万，有的人坚持数十年，得不到伸张正义。他们不明白，之所以有人上访成功，是有人正好需要那份举报材料来打击政敌，而那些反复上访无人答理的案件，必然是正当权者的势力范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对自己人下手。 新华社《现代快报》于 西方民主社会，总统会受到起诉，中国的政府权力高于一切，独裁专制是区别的根源。 （五）中国法律的尴尬处境——人治阴影下的法制社会。 杀人、偷盗、抢劫、卖淫、强奸、贪污腐败、屈打成招、草菅人命，社会的存在体现在各种不同的行为；同一种行为，在古时被认可，在现在被反对，在这个地方被认可，在那个地方被反对，这种信仰被推崇，在那种信仰被严禁；在认可和反对的过程中，法律得以产生，法律就是通过强制手段维护普遍认可的行为，禁止普遍反对的行为。 一切行为的动机都以人的欲望出发，都是自然界的规律，尽管某些行为被反对，甚至被强行制止，都应该得到尊重。鄙视现在的某些行为，就是鄙视祖先，当然更不应该根据行为否定人物个体，所以我们应该依照法律去限制人的行为，而不以对错去定性个体人格。 封建王权时代，人们普遍认可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统治阶级有权力解释法律，即使这种解释本身就偏向于统治阶级，但老百姓欣然接受。 法律的制定离不开法律的解释，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群体的大多数，或被群体的大多数认可，而不是被少数精英垄断。 法律的解释离不开公平执法，应该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但中国面对不同个体的实行不同的执法标准。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认可帝王将相，强迫人们接受帝王将相的权力观，老百姓已经认识不公平的执法标准，并开始抱怨。以《劳动法》为例，几乎所有雇主都违法，但司法机关并没有去保护劳动者；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例，很多地方就明显的暴露中国执法的双丛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大多农民工没有周末假期，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四十四小时，甚至有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七八十小时。但司法机关并没有去保护农民工合法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二）倒卖车票、船票、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入场票券及其他票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三十条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 以倒卖火车票为例，普通的黄牛，会被抓住罚款，但售票员参与倒卖就没事；卖淫嫖娼的普通老百姓会被抓住罚款，但收警察保护的色情场所就没事。 在党高于国家的中国，权力大于法律。“上访”就是对中国的封建集权法律的最佳反映：先是违法乱纪的行政官员干涉执法，然后主持正义的行政官员为执法保驾护航。不论是法律被阻挠，还是被保护，行政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成为法律的主宰。所以中国很多地方开始流行每月市长接见上访群众，中国还由此颁布《信访条例》、《新信访条例》使行政干涉司法名正言顺。 因为权力大于法律，中国的金钱可以满足权力，所以在执法过程中，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变得异常普遍。在物质财富相对过剩的封建集权中国，金钱大于法律。 满足群众的大多数愿望就会产生“依法治国”的法制社会，满足少数社会精英的表演就会形成“以德治国”的人治社会，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凸现了“法制与人治的矛盾”，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现在中国不需要权大于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制保障社会稳定，而是追求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民主自由社会保障社会平等健康。 （六）社会监督的尴尬处境——封建社会的民主谎言 2006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法新社》记者：“政府的行为都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 国家由人与土地所组成，土地是国家的立身之地，无论幅员辽阔或是狭小，也不管贫瘠或是富饶，这一片土地都被一个人物群体共同所有，不管种族，不分信仰，这个人物群体唯一的特点就是认可他们共同拥有的土地，在这片土地的任何地方，他们都享有相同的权力，同时也没有区别的要承担爱惜和保护这片土地的义务。 那么什么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呢？其一，这片人民共有的土地被珍惜，土地越来越美好，是保障国家世世代代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是每一位国民的责任。珍惜土地的表现为：土质更优良、江河更洁净、空气更清馨、矿产资源得到节约、荒漠在不断减少、道路规划更加合理、钢筋混凝土建筑被高效利用。其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素养不断提升。这些进步体现在：爱的信念更加坚定、人们的相互尊重更加普遍、人人平等意识更加明确、社会知识结构更加丰富、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社会心理更加健康、民众的快乐指数不断提升。 环境越来越差不是发展，浪费越来越严重不是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不是发展，人们的素质退步不是发展，全社会的责任感越来越差更加不是发展，所以仅仅以GDP的数据变化讨论发展是短视行为，都是在看重表面利益、短期利益，都是在放弃深层利益、长远利益，都是在对国家和社会犯罪。而中共政府就环境指标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完成。 真正的发展是在保障有限的资源利用情况下，利用效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小，分配方式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人文健康发展。简言之，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美化土地，体制改革、社会民主以提高全民素质。这一切离不开社会监督。 中国的社会监督怎么样？ 中国的重要电视台、报社都属于政府直接管理，按照老百姓的话：“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中国人习惯的将媒体报道过程称为“新闻三步曲” 第一步：对媒体全力封锁，中国出了不利于既得利益的社会事件，首先就是对媒体封锁，如果未经允许擅自报道，黄牌、停刊。 《南方都市报》报道非典型肺炎领黄牌；《沈阳晚报》穷追“宝马撞人案”领黄牌。 第二步：只报道不解决。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学聪明了，完全封锁媒体，社会专制太露骨，于是就给媒体一些报道的自由，但内容要谨慎；这样就给老百姓形成假象，社会透明度越来越大。但媒体不是执法机关，报道了，司法机关不介入调查处理，报道也就仅仅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老百姓现在经常看见各大电视台揭露社会丑闻，一句我们将会继续跟踪报道后再无下文。如果有不懂事的媒体穷追不放，黄牌、停刊。 辽宁电视台 第三步：大肆宣传。如果有什么事件封锁不住，而且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了，中国的“媒体自由”充分得以释放，往往一些小事件，也足以轰动全国。但还有难以计数的比这些轰动全国的“事件”更能反映社会问题的事件被封锁，根本起不到暴露社会真正面目的作用。 媒体监督的力量来自民众，在民主社会，不尊重媒体，就是不尊重广大民众，不尊重民众就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西方社会的舆论力量已经是社会健康的最大保障。 在专制社会，广大民众没有实权，依赖群众的电视、报纸等媒体都显得那么虚弱。 现在网络上开始披露越来越多的社会阴暗事物，但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披露都没有司法机关介入，网络上的东西更加没有社会力量。如果惹怒了政府，就强制命令各网站删除某些内容，或者干脆把个别人抓起来。 在西方社会，工会是监督社会分配保护弱势群体的独立民间组织，工会还可以提议完善劳动法。如果工人的劳动时间太长，工人劳动报酬太低，工人被羞辱，工人的生命安全被威胁或被侵害，工会都可以出面交涉，交涉不成功，可以举行罢工、游行。 中国早期，共产党的力量来至于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称，工会是共产党借用工人力量的重要工具。所以那时的工会不仅在维护工人权利的时候领导工人战斗，更多的是在党派权力斗争中借用工人的力量，可以说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农大众的鲜血浇铸而成的，共产党在中国创立了工会，由共产党领导工会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中国允许“有产阶级的商人”加入“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执政阶级已经由“政治信仰明确的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向“政治信仰模糊不清的全民党”，这已经成为事实，目前只是冠以“共产党”的名誉而已。 在过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先锋队。现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成为“模糊信仰的全民党”，那么还由执政党领导工会的结果是什么？形同虚设！ 现在的中国，有过工会为工人要求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吗？有过工会为工人要求减少工人劳动时间吗？有过工会为工人要求提高工人劳动报酬吗？有过工会为工人要求提高工人社会地位吗？有过工会为“农民工”要求实现劳动平等吗？中国工人受了那么多不公平待遇，有过工会带领工人罢工吗？ 现在回到问题的前面，中共政府各级领导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政府的行为都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媒体披露、罢工、游戏、集会、示威……就是在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吗？这些行为破坏土地？这些行为有损社会道德？ 不，上述行为根本就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的！可以给破坏环境者以震慑！可以有效保护弱势群体，可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合理！还可以震慑贪污腐败份子，以保障社会政治环境的健康！还可以对无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更加有效发挥作用……！ 事实证明，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民主社会意识的亚洲国家都得以健康发展。要实现真正发展，就必须痛下决心，实现体制改革；否则，就是政府失职，就是政府放不下执政利益，不愿意学习民主社会的先进体制，就是将一个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全社会之上的罪恶行为。与其说这些行为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如说不利于“执政党的统治利益”，不如说不利于“既得利益者的经济利益”。 代表社会真相的力量没有自由！社会必然走向死角！ （七）先进性教育——精神自大的政党病症 是对于那些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做出卓越贡献的美誉，最常见的就是“在新型的、领先的科学技术前面冠以先进”。先进是一种相对概念，在比较中产生，有先进，就有落后。 中国将个人的思想意识前面也冠以“先进”二字。中国的先进就是：大公无私，具备奉献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时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回报应该比其他人都少，吃最差的食品，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间，要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甚至要把自己的东西送人。 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社会财富没有多余的，多数人仅有活下来的基本生活条件，人们生活条件的差异微小，自己得以存活的情况下微小付出就会对别人的生存起到极大作用，无私奉献成为一种社会必要。现在中国处于生活物资丰富的时代，人们的存活要求得到保障外，还有大量富余的财富，提高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民众的普遍要求，再讲无私奉献已经失去社会必要性。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思想先进，我有几点疑问。第一、既然是先进，人人都应该去争取先进，所以大家都应该比别人少获取，人人谦让，社会岂不变得很滑稽。第二、介于第一个矛盾，就将“先进”留给少数人，岂不是其他人“落后”，根本就是精神自大。第三、介于前面两个矛盾，那就默默奉献，既然是做好事不留名，但又怎么对那些“先进”大肆宣传？最后依旧是出名了，先进往往是名利双收。 公款吃喝每年2000亿，公费旅游每年2000亿，公车耗油每年3000亿，5000万公务员人均15000元，但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年人均净收入还没有2000元。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政府机关建设都非常豪华，办公室宽敞，空调开启，任何正职都有独立办公室。 中国的民众生活水平远远不如西方，但领导人待遇不比西方差，而且是终身的。比较中央，中国的地方政府领导贪污也无可厚非，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待遇”。另外，中国的公务员人均浪费水平处于世界前列。难道这一切就是他们口中的“先进”？ 铁证如山，党员干部的物质享受远远超过民众的平均水平，体现不出他们的“先进信仰”，甚至践踏他们的“信仰”。 你可以捞，但是得摆平身边的人——这才是共产党遵循的教义，先进是面向民众的自欺欺人的谎言。 中国有多数老人还需要儿女赡养，中国还有多数高龄老人需要自己劳动，中国的党员退休者是否在“先进”的理念面前比较、思考。 共产党是人，人的行为以自身利益出发，但高层不回到现实，依旧违反人的本性，浪费人力财力，大肆宣传所谓“先进”。 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有效的政治体制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合理。放着首要工作不去做，岂不是“本末倒置”的失职行为？岂不是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自大狂的心理病症？ （八）和谐社会——良民的精神枷锁 道德准则遵从普遍认可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信仰，都有不同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是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内在的本能所形成。 中国的道德准则不同于此，更加像个别人理性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有一天，精神领袖或权力核心突然向全国公布：“中国要走和谐社会的道路”，于是举国上下，整齐划一又陷入一种指导性的价值浪潮，只要你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就一定会听到“和谐”二字，频繁得让人窒息。 什么是和谐？所有人都保持“先进”，自觉遵纪守法；分清尊卑贵贱，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老百姓自觉承认统治阶级，将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的政府官员视为衣食父母；穷人要开心面对贫穷，自觉尊敬富人，还要为有钱人的平安祈祷；工人要习惯恶劣的劳动环境，接受低廉的劳动酬劳，默默忍受家庭长期分离……。所以“和谐”，实际就是转化民众关注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的视线，就是培养封建专制顺民们的精神枷锁。 在中国，每天歌颂“和谐”二字的是那些家庭团聚，物质生活条件丰富的既得利益者。 政府的任务不是要提出社会思想要民众遵循，而是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社会分配合理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了，家庭团聚机会多了，职业道德体现出来了，快乐指数提高了，社会就和谐了。 和谐是通过努力做到的。 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封建礼教”，中共政府领导人胡锦涛的“先进性教育”和“和谐社会”都充分验证这一点。 四、意识文化 社会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最根本的关系就是财富分配，合理的分配符合社会生产，社会生产能力是财富分配的基础，权力分配服务于财富分配，意识文化是权力分配的基础。 在物资匮乏的封建时代，机构精简的封建集权方式节约社会成本，更多的人力投向财富生产，满足人们的存活需要，万众归心认可王权是当时的核心意识文化，对封建集权起到有力的支持。 现在科学技术迅速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中国财富积累已经远远超出简单的生存需求，要体现权力的相互制约，才能使财富分配科学，才能使社会关系更加符合社会生产。但中国的权力分配还停留在封建集权，政府权力缺乏制约，社会分配不合理，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有人对现有的权力分配产生抱怨，有人拥护现有的权力分配方式，有人完全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中国的意识文化处于质疑与维护的矛盾交织之中，形成复杂的文化特征。 （一）封建集权体制的守护者 既得利益集团是封建权力的守护者，他们集国家党、政、军、法、宣传、教育等大权一体。他们的内部，形成严格的等级意识；他们面向百姓，保持高度一致的舆论，用各种手段强迫、引诱、灌输封建等级思想。 暴力强迫：中国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理由，动辄将“右派”“反革命”“卖国”等罪名强加于人，用批斗的身体和心理迫害，用血腥杀戮来毁灭持不同政见者。最血腥的就是“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 媒体引诱：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建国初期，各种媒体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宣传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在淳朴的老百姓面前得逞，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还成为他们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政府官员的腐败彻底暴露，老百姓对此深有体会，已不再相信媒体，于是中共政府又开始以“媒体自由”来淡化独裁形象，老百姓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社会丑闻被披露，甚至认为社会变得更加民主、透明，但细心者不难发现“虽然媒体披露大量社会丑闻，却极少在媒体上看见丑闻的处理结果，绝大多数的继续追踪报道都没有下文”。 学校灌输：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用他们的“先进标准”向未成年人灌输，在小学，“先进者”可以加入“少年儿童先锋队”；在中学，“先进者”可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先进”的选择过程中，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成绩优秀，一个是老实听话；而那些不听话、成绩差的学生被老师歧视。孩子们自小就接受“优生”、“差生”的概念，有的养成自以为“先进”的自大心理疾病，有的养成自卑心理疾病，中国教育就这样将人与人的“等级差异”残酷地灌输给孩子。在大学，中国的社会等级教育完全体现，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对上级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对下级趾高气扬”的封建等级观念，抨击保持尊严的学者犯“读书人的毛病”。 （二）狭隘民族主义 给每一个国民安全感、归属感，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意义，民众的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是民族主义。 目前世界的主流文化是民主、自由和平等，那些封建专制的政府会感受到极大的外界压力，统治阶级会产生极强的不安心理，于是通过在民众中以信仰、经济、战争各种借口渲染、煽动“国家矛盾”、“信仰冲突”或“民族仇恨”。这些问题会在民众心理制造民族危机感，对其他国家产生敌视心理，对本国政府产生极强的依赖心理。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引诱中，中国最典型的是渲染“和平共处”、“统一大陆、台湾”、“中美矛盾”和“中日矛盾”。 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中有一条是“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干涉内政就是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是封建体制国家的相互妥协。为了“和平共处”，别人家里面公然杀人放火，都必须视而不见。有了“互不干涉内政”，自己家里公然杀人放火，别人都无权干涉。 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受司法机关和媒体监督，不需要国际干涉。在封建体制国家，政府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一体，掌握绝对权力，可以对民众为所欲为，所以需要“和平共处原则”，在国际大环境中为自己的专制撑开一把保护伞。和平共处原则岂不是维护封建集权的美丽的谎言？ 这种“互不干涉内政”的狭隘民族主义起到迷惑人民，抵制国际社会的先进体制的作用，是阻碍世界民主进程的罪魁祸首。 自鸦片战争开始，到日本入侵结束，中国百年近代史，饱受战争之痛，老百姓害怕弱小，害怕外敌入侵，希望国家强大，这就是中国希望统一台湾的根本因素。对于台湾民众，从国际地位而言，台湾独立让他们有完全自主的感觉，一旦回归大陆，他们的政治体制比中国大陆更加民主，不可能完全和大陆融合，只能选择被封建专制的大陆统治；即使在政治和经济上可以独立，在心理也会有附庸感，而不会有国家的“归属感”。对于“香港”“澳门”来说，他们是其他民族的殖民地，同为华夏子孙，回归大陆会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与政治完全自由的台湾人是不同的。 很显然，大陆人欢迎台湾人回归的心理还没准备好，他们必须给台湾人公平的政治环境，而不是附庸地位。如果中国大量实现民主，台湾人可以和大陆人实现真正的平等，台湾的政党可以向大陆延伸，平等参与国家权力角逐，相信台湾是不会在乎统一的。 中国大陆政府希望台湾回归的目的还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强国心理”上，现在的国际环境，国家强大并不等同于社会体制好，新加坡、韩国虽然小，但法制健全，人民很平等，社会很健康。 在美国问题上，中国政府通过教育、传媒手段将美国描述为国际霸主。目前，中国人对美国实际上非常敌视。 以911事件为例，世贸大厦被撞击，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同学们的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几近疯狂，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同样喜笑颜开，就像是中国自己打了一次大胜仗，中国人举国欢庆。 在日本问题上，中国始终抓住“日本侵华历史”不放，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上长期做文章，中国政府不停的对老百姓宣传“要记住历史”。 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记住历史？中国政府要人民记住什么历史？ 历史是什么，中国人在历史上也有对外侵略事件，也有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把“坑杀数十万军队”“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称为伟人，把征战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忽必烈”也称为伟人，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大屠杀”也被民众淡忘，国民党多少沾满人民鲜血的将帅建国后被人民原谅，卖国的“溥仪”也成为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使无数无辜者死于冤屈被一笔带过……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过去的人”在前面探过的路而已，他们演绎他们的历史，是非对错是他们的自由选择，成功失败是他们的结果。没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就没有我们对社会文化的新认识，对于现代人而言，所有历史人物都是一样的，即使那些扮演现代人眼里的反面角色的历史人物也一样，因为他们做的都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像那些失败的科学试验一样，应当获得尊敬。 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杀戮，其他民族对本民族的杀戮，民族内部的杀戮……历史的杀戮太多了，现代人需要知道的是杀戮的极端残酷，需要懂得的是珍惜和平的重要，需要实践的是为世界长远和平而不懈努力！干吗要拘泥于那些血腥的场面？干吗要背负几十年历史旧帐？干吗要背负几百年历史旧帐？干吗要背负几千年历史旧帐？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借机大做文章，使中日矛盾快速恶化。日本首相为什么参拜，外人不知，不变评价，但中国政府在加剧国际矛盾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还说“与日本人民没有矛盾，责任出在日本政府”。 日本领导人的参拜靖国神社怎么就“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人就不可以尊敬自己的历史人物？那么为了不伤害被“成吉思汗”“忽必烈”侵略民族的后代的感情，我们就不能尊敬这些古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的坟墓毁灭。现代人居然计较古人的是非对错，还不许人家的后代去参拜，矛盾的发起者到底是谁？ 一方面，中共政府在历史教材中对“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遮遮掩掩；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不仅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大肆宣扬“日本侵华历史”，还要求老百姓“不忘历史”，并批评日本人不尊重历史。中共政府对待历史的双重标准目的是什么？激发民族矛盾，引诱老百姓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自己的封建专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政府不惜引发加剧国际矛盾，在民众中宣扬“狭隘民族主义”，其目的就是加强封建专制。 每个国家都会有部分国民存在“狭隘民族主义”，但凡是专制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国内存在非常普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在国际问题上，普遍特征是民众与政府一致对外。封建权力专制越强，狭隘民主主义就越强。 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封建集权体制国家的对外竞争力体现在国家幕后操纵控制，民主社会国家则是企业自主承担竞争任务，就竞争实力而言，企业不可能与国家叫板。所以本世纪世界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国家的政治意识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利益分配矛盾，而中国将是封建集权体制国家阵营的核心。 （三）封建道德观的大力宣传 中国的道德宣传以儒家的道德观为基础，有的在于转移民众视线，掩盖专制政府的失职，有的在于培育传统的腐朽观念让公众接受他们的人治，这些宣传从胡锦涛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真情故事”完全体现。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按照“中共总书记”的说法，那些有机会学科学的人就先进，没有文化的迷信者就可耻，所以中国凡是懂科学的人都是光荣，凡是不懂科学的人都可耻；那些享受奢侈品的人就可耻，中国的好多有钱人都可耻了，而那些慈善家、科学家大都又是享受奢侈品的人，这下光荣又成为可耻。所有的一切都前后矛盾，都成为笑柄。 其实，光荣和可耻都是病态的等级社会观念。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许是物质的利益，或许是精神的利益。赚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科研、从政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当然也有研究科学的成为科学败类，从事政治的成为角逐权力的政客。所以人类历史上有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伟大科学家，有将举世大权轻松放下的华盛顿，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的人生精彩了，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大的、或小的价值，对于他们本身而言，都一样。有本事的大人物没什么光荣，没有文化迷信的人也没什么可耻的。 再看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真情故事。 洪战辉，12岁开始肩负赡养保养的妹妹和照顾生病的父亲的重任的男孩，幼小的心灵承受成年人的负担，洪战辉的确是佼佼者，但这更重要的体现什么社会问题什么？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让12岁的孩子独自承担如此重任，难道不是政府的失职吗？正因为政府的失职，千千万万与洪战辉的处境类似的孩子却放弃了学业，甚至有的走上犯罪的道路。政府将他们的失职造成的悲剧拿来宣传民族精神，这次宣传中，被政府抛弃的洪战辉又被政府利用，政府希望所有应该得到帮助的困难者都像洪战辉一样，咬紧牙关、缩衣节食，放弃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援助。 丛飞，一个音乐人担负那些贫穷孩子的教育费用、政府的官员却把纳税人的血汗用于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耗油、贪污腐败、养二奶……，自己奢华享用，用别人的“先进”来宣传。 西部志愿者、乡村无私卫生员都是出于相同目的，政府希望所有老百姓都像丛飞一样，用自己的成果去解决政府失职造成的社会问题。 陈健，一个留在北方上海知青，偶尔为朋友扫墓，被宣传为“数十年如一日”的守灵人，中央电视台夸大事实，对观众不负责任。就算每天去扫墓，就值得举国宣传吗？这种扫墓行为的价值观是什么？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放下人生，将生命献给死人，纯粹的狭隘人情观，这完全体现出中国封建专制的主要特点——人情至上。政府还公开鼓吹这种“人情至上”的落后观念，为他们官官相卫的权力腐败找理由。 爬山涉水的邮递员、冰雪暴风中的青藏铁路工人，任劳任怨的劳动者，不论政府对他们怎么不公平，只要有一口饭吃，能够养活家人就心满意足，政府需要这样的“良民”，低头劳动、任人摆布，其他什么都不要干涉，不要抱怨。政府要他们心甘情愿的将“血汗”献给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就要感动中国。 研制飞机刹车的科学家、航天飞行员，和其他社会工作人员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国家不是为了宣传他们，而是要向世界炫耀中国的成功，向人民展示政府的成绩，借此鼓吹强国的狭隘民族主义理论。所以“科技的成功”就等同于“道德”，因为科技和国家强大紧紧相连。 将军、王伟，军人永远是宣传的重点，中国的道德始终离不开“爱国主义”，英雄永远要和“爱国”放在一起。 中国有坚持事实，为老百姓谋权的律师，有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险境，揭露黑幕的记者，为什么感动中国中没有他们？因为他们永远是“不懂事”的人。 中国有与不法势力对立，十几年如一日，不畏强暴、坚持上访的勇敢者，为什么感动中国中没有他们？因为他们被认定为不走“合法程序”的刁民。 中国的道德宣传不会有“坚持事实”、“挑战强权”、“自由”、“民主”、“平等”……。 （四）性强权思想 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才是社会人，性是动物的生理特性，人类的性要受社会影响，由于人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在不同地域、信仰、民族、国家中，人类的性观念差异很大。 性不仅起延续生命的作用，还是社会权力的象征，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有密切的关系。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他们总是处于“性主动”一方，女性则处于“性被动”一方，女子只能忠于一位丈夫，丈夫有权力休掉妻子；偷情被视为对男性的权力侵犯，会被唾骂、入狱，甚至被处死。在封建社会，权力和财富偏向于统治阶级，有钱或有权人可以三妻四妾，没有地位的穷人只有一位妻子，甚至没有妻子。 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人终身未婚，离婚或没有情人，那么他永远没有权力享受性生活，因为与金钱有关的性就是违法。同样，即使有婚姻，但可能对配偶失去性欲，也就失去“性权力”。 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有钱人可以养情人、二奶，但普通老百姓接受性服务（嫖娼）就会被抓起来；有权人可以经营大型娱乐场所，并提供高级色情服务，但路边的色情服务者（野鸡）常常会被抓起来。 中国的官员只有因为贪污、受贿或其他原因获罪，是不可能因为养情人获罪的，当权力不平等，性就变得不平等，这就是中国的性特征。 《金陵晚报》于 新华社《现代快报》于 《金陵晚报》于 性权力在中国家庭观念中十分突出，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妻子第一次性对象是自己，他们才会有完全占有对方性权力的满足，如果妻子或恋人的“第一次”不是被他们占有，他们就会有个人权利被侵犯的感觉。在很多人眼里，婚前性行为还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受害方往往是“男性”。 同样原因，在中国，离婚或再婚都会被视为“人生缺陷”遭受歧视，很多女性在家庭暴力面前默默忍受，就是因为她们不能承受社会歧视。 性权力在年龄上体现明显，由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人们在青春期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人们参与社会劳动的年龄也向后推延，所以未成年人或学生很少参与社会生产，他们几乎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性权力也被剥脱。事实上即使满足学习需要，可以适当推延性年龄，适当控制性生活，但中国以“道德理由”来侵犯青少年的“性权力”是缺乏人性的。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十五岁或年龄更小都可以结婚，现在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对于学生更加苛刻，过去，大学生谈恋爱是违规行为，会被开除，即使现在，学校也不希望大学生谈恋爱。 性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禁止性服务，禁止青少年性行为，这些都是对个体性权力的剥夺。当然强迫的、引诱的性是不道德的，但问题的重点不是“性”，而是“强迫、引诱”，任何“强迫、引诱”都是不道德的。 那些自愿从事性服务工作者并没有伤害谁，如果能与其他职业一样公平获得社会的尊敬，性服务职业的运作过程就会变得规范——比如对性服务者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颁发健康证明。但事实上中国的性服务职业广受社会歧视，还受法律禁止，难以正规监管，性服务职业就会显得非常晦涩，这种晦涩的性关系是性病传染，特别是艾滋病传染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性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性犯罪和强迫女性从事性服务，很多来自于这种“性权力的不平等”。 （五）信仰的迷失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共产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国”“建国”“强国”各种名誉使用。曾经的中国人，不论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对共产党抱着极大的希望，都狂热的信仰共产主义，就连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够琅琅上口地背诵《毛主席语录》。 历史和现实让无数中国人醒悟：共产主义只是引诱他们甘当马前卒的诱耳，只是粉饰独裁巧取豪夺的武器。 虽然中国政府采用各种方式进行铺天盖地的道德宣传，但他们所宣传的道德和现实社会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很多中国人彻底迷失自己的信仰，“你太理想了”、“太较真了”、“现实点”是中国老百姓口中最频繁的语言。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信仰仅仅成为谋求权力的手段，而这个信仰本身，已经被他的信仰者抛弃，成为嘲笑的对象。在中国的老百姓口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强权、腐败”。 信仰的迷失造成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迷失，在中国，行政人员认为自己是“官”，而不是“公共事务服务者”。在封建集权的中共官僚体系中，没有现代的“服务道德”；司法工作者在权与法的面前选择权，在权力之间选择更大的权力，封建集权社会没有独立司法，也就没有法律“平等”；应试教育让中国教师仅仅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空话，教师被迫放弃“育人道德”；媒体在强权与事实面前选择低头，没有自由，没有媒体的“真实至上精神”；医生在病人与钱的面前选择钱，没有钱就没有救死扶伤，中国医生已经没有那种永恒的“生命至上精神”；惟利是图的商人、成天跳槽的工薪阶层、老实巴交的农民工……。 中国职业道德迷失中，危害最大的是警察，2004年中国暴露四川成都火车站警察与小偷勾结事件，震惊世界，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对警察腐败早已习以为常，中国警察不仅包庇小偷，还包庇赌博、色情、吸毒场所，在中国警察是政府的走卒，是黑社会、有钱人的保护伞，只有普通老百姓犯罪时，他们才真正成为警察。所以中国的安定就是在对有钱人、有权人的包庇和对普通百姓的强压下的安定。 迷失职业道德的人群，在自己的职业中都无法获得精神享受，又怎么会产生社会责任感，于是享乐主义被放大，消费、奢侈品、旅游、攀比、色情、赌博、毒品……，十几亿中国人目前是世界上最迷茫、最麻木的群体，因为他们找不到信仰。 （六）孤独者的团聚 中国的人口非常多，但人们内心却非常孤独，没有信仰，一切职业只会以获利为目的，导致拜金主义兴起。在工作中，人们不会有真正的“志同道合”；在生活中，攀比心理也使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孤独的内心太渴望归属感，于是产生“孤独者盲目团聚”现象。 早期的法轮功应者云集，其中不乏各级政府要员，我不认为他们中所有人都死心塌地地相信法轮功，而是法轮功组织让他们产生真正的归属感，使他们不再孤独，甚至产生强烈的安全感，这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不能提供的。 现在的超级女生现象也是一样，“对美丽的爱”是他们的唯一理由，一旦他们将“超女”当作“核心”，就可以围绕这个“核心”快速聚集，形成强大的团体，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内心不再孤独。 民众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自我的迷失，一旦找到归属的理由，就像处于漩涡即将溺毙的人突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形成狂热的依赖。但崇拜偶像这种美丽太短暂，很快人们发现手中的救命稻草只是短暂的幻影，孤独依旧。 中国必须结束封建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让人们拥有持久的美丽方向，那就是：爱的信念、责任感、平等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