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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勒在《论文学的权威》中说:"柏拉图的假设,意思是说《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里的说话人是荷马本人,而不是某个虚假的'叙事人……模仿成了一种非人性的或者是使人懦弱的疯狂……”对柏拉图来说,诗歌本身具有权威性,这倒没有什么.但是,那在根本上说，声音是属于邪恶的权威性,所以必须把诗人从理想国之中驱逐出去"柏拉图对模仿的贬抑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模仿会破坏"心灵的城邦"因为对模仿来说,其对象不是真理和本质,即理型,模仿所根据的心理作用也不是理智.模仿诗歌产生的快感对人是有害的.他认为荷马以虚构的语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荷马在诗歌中对神明和英雄的描写都是在"说谎",完全是虚构.写神之间的相互欺骗和英雄的"痛苦哀号"为青年人提供了坏的榜样,对培养城邦的保卫者是不利的. 我们今天的小资文学,美女作家,网络小说,充斥了大量的对生活的复制,写作的语言热衷于对生活琐事的不厌其烦的讲述,千篇一律,毫无本质的差别,而且媒体也大肆的炒作这些作品,或者是以生活为原形的无聊摹写,或者是不着任何边际的虚构, 网络作家的作品使语言变得浅薄,只能靠自己简单而没有规则的技巧在重复一个个模式化的故事，安妮宝贝不厌其烦的一遍遍讲述着“安”的故事，痞子菜却在兜售各种版本的“亲密接触。而他们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过是一个可以替代的暂时性的角色,主人公丧失了悲剧和正剧的任何气息。而“大话”写作在颠覆传统文学经典的同时，带给人们的不过是无厘头的喧闹，以及喧闹后的空虚，作为其登峰造极的代表《Q版语文》，正在消解语文教学的严肃性，让学生们在无意义的笑闹中更加远离文学的真谛。 二、 柏拉图认为模仿诗人为了讨好群众,博取名利,就常利用人性的弱点,着重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来迎合人性中的脆弱感情,而他们的作品不过是低劣者和低劣者的配合,是离真理,理智很远的低劣者,其作用是"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而这种对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快感在悲剧和喜剧中表现最为突出.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前者被读者指出有模仿的痕迹,后者更被指责为"抄袭",这当然是读者在阅读中发现了与其他作品的相似之处,其实年轻作家的写作难免会有对其读过的作品的模仿和学习的痕迹，无需苛刻的指责。《幻城》是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阅读中泪如雨下的读者不可胜数,即使读者都知道这是一部完全虚构的作品.用柏拉图的观点看,这表明人的"理性"部分对"无理性"部分放松了防范,而产生了"伤感癖"。但是这部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以童话的方式表现了亲情的力量。 《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复制和模仿的痕迹比较明显,作品的时代、环境和人物都是对现在生活的摹写,人物则是生活在世纪初的人们,尽管主要人物都有"性格"但已经成为一种泛化的性格肤浅、表面、矫情,带着一种世纪末小资的伤感和世纪初小资的幸福感,自认为很有"个性"，其实不过是媚俗状态和思想匮乏的表征。 三、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化视野上的短视，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肮脏、猥亵、卑琐，而主题往往是苦难与荒诞，这些当代作家包括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残雪等。当然，我的这种说法一定会遭到指责。有人会援引二十世纪文学的批判意识，比如荒诞派的戏剧和“审丑”什么的。但是，在这些作家的小说中，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是对“丑”的由衷的喜欢，对“猥亵、卑琐”津津乐道。 以余华的《活着》作具体的分析，小说中主人公福贵与鲁迅笔下的孔已己相比，后者还追求一种“文化身份”，孔已己至死都认为自己是“读书人”，而福贵呢，除了有动物性的基本的本能以外，其社会性的一面几乎接近零点，甚至“死亡”这一最能体现自我意识的感觉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愚昧、无知、麻木，简直都不能称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动物是无法分清“活”和“死亡”的界限的，死亡意识和劳动在人从动物到人转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前者和后者同时扮演了精神和物质促进人的诞生的角色。 而福贵，可以说是一种退化的“生存”，而根本没有“生活”过，他作为一个“自在”的存在，根本没有达到“自为”的人的。 中国人的形象被当代这群当代作家极度的丑化了，然而我不否认中国真的有福贵这样的人存在，但是余华在表现时，却不是批判，反而是欣赏，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意识大致也都处在这个层次，他们只关注经验。层面的事物，而根本看不深入到思想、哲学和文化的层面，看不到美，更没有去主动发现美，他们给读者的是什么呢？是的，是他们造成了读者的想象力与理解能力的匮乏，是他们为后殖民主义提供了西方人观看动物一样看待东方人的欲望机会。 四、 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缺乏真正的技巧，所谓的先锋派，在学习外国现代派的作品时，只是抄袭了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一些形式，并没有自己的技巧创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模仿外国后现代小说的典型，这种形式的移植，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表现出明显的不自然，现在具体将《哈扎尔词典》与《马桥词典》比较，前者以古代西方宗教与文化历史为背景，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的教义和思想融入文本之中，集宏大的文化与知识性之大成。而《马桥词典》则以一个小村落为背景，将一些琐事编织在一起，全无文化的因素和深层的知性思考。 从知识文化方面看当代作家，比如余华，从他文本可以看出，简直没有任何的文化和知识因素。并且缺乏基本的理性思考能力，《活着》是在经验的层面上玩味着自己对苦难的理解，而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也不出民间故事的层面。然而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读者心中简直就是“神”，这是因为他满足了他们附庸风雅的心理和对苦难的玩味。 首先，大多数读者的文学知识水平一般，喜欢读只有情节，而没有思想意义的故事。对于什么文学性一无所知和漠不关心。其次，中国很多人的生活就和余华文本中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浑浑噩噩，不过都还有些文化，看见和自己一样无知和愚昧的人，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为什么评论家会喜欢他的作品呢，因为前提是有很多人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称之为经典的小说，但是批评不能空白，就只有对大众喜欢的文本“过度阐释”。这样“神话”就被造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会在外国获奖，因为西方人有殖民主义传统，以前是在物质上，现在手法高明了，在文化上殖民，而且颇为成功。看看我们国家那么多汉语水平不高的人英语那么“棒”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一种策略的成功应用。西方就喜欢看东方的“神秘”，其实是“落后”，一旦发现《活着》什么的，就以为发现了“中国人”，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瞧，中国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了鼓励这样“真实反映中国人的实质”的作品，就给颁几个奖。最近余华写了新作《兄弟》，第一章中对中国人的描写，不知又会对后殖民主义者歪曲中国人的形象有什么影响。 中国文学的文化哲学意义缺失，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症结之一，单单强调文学的审美维度，似乎对此关注不够。但是哲学和思想强行的向文学介入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对于将思想和艺术结合比较成功的要算昆德拉，但是像《1984》这样的危险作品更多，中国文学受两种危险的夹击的确是现实，但是这样就不探索了吗？必须有人作先驱，他们探索，然后被后续者否定和超越，没有基督的受难，就没有人类的拯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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