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非典”

25号下午５点和孩子一起坐北京―――武昌的火车，26号早上５点就到了。

由于北京“非典”较严重，出城的票特别难买，没买着卧铺，一路晕头晕脑坐过来的，再难熬也得咬牙顶着，逃命要紧。

武昌站免去了检票手续，出站口站了一排穿白大褂的，左右两个红外线体温测量仪对着出站的人群，感觉有些糁人。

突然，走在右边的一个大男孩咳嗽了一声，马上过来一个“白大褂”让他停下来，我和女儿对望了一眼，她悄声说：“要捉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颤栗，不是害怕。

遇上换季，衣服带得多，大包小包有六件，我又没什么力气，俩人背着提着拎着好不容易挪到长途汽车站，眼看着上一班车在几十米外绝尘而去，我张着嘴却喊不出声来，喊了也不会听见，无奈，只好等一个半小时后的下一趟了。

买好了票上车，第一排有人，我想把东西放在第二排的座位底下，却怎么也塞不进去，碘着脸，千声感激万声谢，我和女儿换到第一排座位坐下了。

四月的武汉，早晨很凉，但我满头大汗，除了累，主要是口罩闷的，看见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也不敢把口罩取下来。

七点半，汽车缓缓地开出了车站，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想到马上就要到家了，心情也好了起来。

一路颠簸，九点，汽车进入本县境。路旁，赫然坐了一排白大褂，要求每人量体温。并且让从广州、深圳、北京、山西等地回来的人作重点登记。

因为我们单位早禁止人员上北京了，所以此行没有和单位请假，现在我还是不想说，就撒谎说是从姐姐那儿回去的。

全车十八个人，每人一根体温表，居然有个人没体温。医生问他，他说不会用体温表，夹反了，招得我们全笑了起来。

医生让那人重新量一次，我好心的走上前去，教他夹体温表。

三分钟以后，医生取出体温表看了一眼，急匆匆走到路那边，和停在路对过小车里的人在商量什么。

我对那人说：“你莫发烧哈，黑我，我想早点到屋，肚子饿了，从昨儿到今儿还冒吃饭，不敢吃路上的东西。”

看医生往回走，我问：“几多度？”

“三十九度三。”

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么事？”

“三十九度三！”

医生提高音量又回了一句。

我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愣了几秒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急忙把刚刚取下的口罩戴上。

全车人开始骚动，猜测将会对我们如何处置。

被我换到第二排的人伸过头来说道：“你个好人，无事把我换到后头去，他在我背后咳了一路，害我瞌睡也冒中成，晓得他不是好事。”

我顿时感到很不好意思，急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晓得。”他看我如此紧张，自己先笑了：“晓得你不是故意的，要不然哪个坐这个车？没事没事，还不一定是非典。就算是，全车人一个也跑不了，坐哪儿也一样。”

同发烧患者坐一块的乘客突然醒悟过来，一个箭步窜下车去，我们也全跟着下了车。

桌旁原来坐着五个人，两个女的，听说有人高烧，早跑路那边去了，剩下三个武装到头发的男医生，给我们登记。

与孩子依偎在一起，我直想哭，但我知道不能，这个时候，如果我哭了，孩子会更无助。

默默地看着孩子，心里酸酸的，我无所谓，但她还小呀，如果是真的，怎么办呢？还有母亲，如果她知道了受得了吗？

孩子想上厕所，我早在高速公路上就想去了，这时听她提起，更觉得憋得慌，看见前方一百米左右有一个，就一起朝那个方向走过去。

路那边车窗里伸出个头来，吼道：“不准离开！原地不动！”

我拉住女儿说：“算了吧，能忍尽量忍，别找麻烦了，他们也不容易。”顺手给她理了下头发，摸了摸她的头。

登记到我们了，那人高声提醒道：“莫报假的，我皆（我们）是对你皆（你们）负责！”

打开包递过身份证，没好气地说：“这个总不会是假的，我也要为自己负责！”

“工作单位呐？”那人一边登一边问。

本来我不想报单位的，看他问起，只好如实报了。

他好象有些认识我，看了我一眼问：“么坐这个车？”我轻声地回答：“私事，我接伢儿，不想让单位晓得。”他理解地点了点头。我心里没底的问：“会有么问题？”他不露声色地轻轻摇了摇头回道：“现在很难说。”

这时，对面车上下来一个人，让我们回车上去，说把这车人一起送到县医院检查。

“那个人呢？么办？”我问道。他说：“一路（一起）去。”

我想了想，觉得不太妥，就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们是不是把个车专门送他去？不晓得就不说，现在晓得了，一起坐是不是不太好？我们十七人刚才都量了，不发烧。”

那人说：“冒得车，叫你上就上，哪果多（这么多）废话？！你一面（刚才）还不是跟他一路来的，果一下（这么一会）就死了你？果些（好多）人去呀，就你命贵些？上车上车！”

我的犟脾气上来了，也提高声音说：“检查我没意见，但你们不能把一个车送，要分开，要是不分，我就自家打的去，今儿我就不跟他一个车去，看你么地！”

他恶狠狠地说：“我就即到（站在）路边，来个车我就跟别个说你是发烧车上下来的，看哪个敢带你？”我也生气了，拿出手机说：“我自己叫车！”

其实也就是吓吓他，非常时期，哪个敢叫熟人来接？交叉感染呀，为人为己都不能这样做。

车上的乘客见我们争吵起来，弄清楚原因后，异口同声地说：“我皆（我们）都不去，冒得车算了，不然你就先送他，回来了把车消个毒我皆再走，要么你就先送我皆，回头再送他。”

那人见众口一声的都不去，无奈地将口气软了下来：“我也没门儿，那你皆（你们）等下子，我再跟指挥部联系。”

好不容易，车子又起动了，载着我们十七个人向人民医院开，说是另外用救护车送那个病人。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跟车，原来他们也怕死。

车上的人很自觉，原来打算在半道下车的也没有下，和我们一起去几十里路外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得也很好：“要是我有病，下去会害了别个（别人），要是检查出来冒得么事，也就放个心。”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个发烧的人不会用体温计是假的，因为他怕查出有病不能回家所以才作假。大家七口八舌地骂着他，女儿说：“别骂了，刚才我们不愿意和他一个车，他一个人走到路那边无人的地方蹲着，好可怜哎。”

好善良的孩子，我眼睛有些湿润，不觉把她往怀里搂了搂。

车到县城边缘，在老下客的地方停了一排拉客的摩托，车直接开了过去，好几辆摩托不甘心地跟了上来。

有人开玩笑道：“要是他皆（他们）晓得是一车‘非典’，保险跑好远。”司机也说：“跟啦跟啦，不消跟得，来一个‘典’一个！”车上人都笑了，苦中作乐吧。

医院已经接到通知了，但毕竟有些紧张，也没经验。一个人戴着大口罩，远远地指挥着让车子停在操场无人的那边，隔着操场的治疗楼下，一群人还在商量着拿我们怎么办。

中饭时间到了，远远地看见他们拿着饭盒在吃饭，肚子又不争气的咕咕叫了起来，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

一人对着那边喊：“肚子饿了，打算把我皆（我们）么办？快点哎，我冒（没有）犯饿罪！”没人理他。

我说：“坐到，莫喊了，越喊越饿，他皆（他们）想么儿办就么儿办，喊了冒得用。”那人骂骂咧咧地坐了下来。

一路口罩捂着，心里又紧张，加上肚子饿，尿急，我摸了摸脑门，坏了，好象有点烧。心里暗暗祈祷着：千万别检查出什么事啊！

手机突然响了，是姐姐打来的。

“快一点了，么还冒到哇？你屋的电话总打不通。”姐姐急火火地问。

“高速上面在修路，堵车了。”我支吾着回答。

“真是地，急死人，那不还冒吃饭？妈跟你说话。”

手机那头传过来母亲的声音：“三儿，你没事呗？”

“没事，妈，婷婷跟我一路，也没事。”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强忍了许久的眼泪从眼角涌了出来。

“没事就好，五一节莫乱跑，路上不安全，有病。”

“晓得了，妈，你伤口么样儿？身体恢复得么样儿？”

“恢复得还好，伤口还有一点冒封口，上到捻子了，医生说还过上十天就没事。还活倒十年。”母亲喜滋滋地回答，她并不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我们全瞒着她。

“妈，你注意点，多保重，我挂了。”放下电话，我哭出声来。

女儿拿出纸巾替我擦去脸上的泪水，“妈，别哭了，肯定没事儿。”懂事的女儿。

有人想下车解手，那边喊着，仍然不让下，车上的人已经不耐烦了。

等了半天，终于看见他们拿绳子围了个圈，里面放了个桌子，让我们依次排队登记检查。

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处理，又只是给我们量了体温。

老天保佑！我不烧！

留下地址、单位、电话，身份证号后，说是跟踪控制，每天打电话报告体温，就让我们回家。

我长嘘了口气，说：“虚惊了一场，有惊无险。”女儿说：“不对，有惊有险，还没过去呢，如果那个发烧的人不是‘非典’我们就好了。”

是啊，惟愿他没事，为了他，也为了我们。

打个车，到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按医院的说法，潜伏期未过，尚需要观察十四天。如果能够活下去，我会记得今年，2003年，恐怖之春，多事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