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现实 知识分子的使命(六、七)
六、
如今,在发达国家强烈“震撼”和启示下,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过后,因为醒得过猛,在“物质文明”建设的汹涌大潮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旧在付出代价。国际上的不说,仅国内就存在一种不争的理念和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多数人来走共同富裕的路。其中甘苦谁人知!但,该付的代价,无法避免。尽管有不够科学不够公平不够公正的问题,也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了。否则,只能回到过去,甚至世界连你回到过去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的了。这,就是现实。
天高任鸟飞,何必诗悲吟。
“拿来主义”!“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在我们中国比较强大之后,在有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之后,我们自己再来进一步把作为文明古国的充满高深智慧的文明,细细品味,并向世界大力传播不迟。
但是,在“物质力量”的意识猛然觉醒之后,我们与自然是否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我们是否忘记了些许自己的和他人的历史呢?我们的发展质量如何,可持续吗?现在,“然后”还没有“富”起来的数以亿计的国民,你真的在关注他们的真实处境,为他们衷心效力吗?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如何呢?……
七、
自由的可贵,追求自由的艰难;历史和现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复杂和严峻;时代在大觉醒、大进步、大发展的同时,还仍然存在着各种盲目、迷茫、怀疑、无奈和威胁,还有无言的敌意、妖艳的诱惑、贪婪的掠夺和狠毒的侵害。
而知识阶层因为其特殊身份,从来就是任何时代非常重要而相对清醒的观察者、思考者、评论者和参与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主要开发者、提出者和承担者。在整个民族极力倾心于物质
文明建设的滚滚潮流中的时候,数以亿计的体力和技术劳动者,更需要丰富的精神营养;在讴歌、美化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引领人们在精神追求上沿着积极、健康、进步的方向方面,时代赋予着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推脱的神圣使命。
所以,任何时代(尤其在今天)都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丰富的学养,开阔的思维,优良的品德,高远的眼界,尤其要有准备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
否则,时代的精神家园必将荒凉败落,人们的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人文精神必将逐渐滑落和退化,直至靠近麻木和残忍的边缘。那么,所谓的物质文明不就成了没有任何趣味和灵魂的空壳了么?我们愿意看到这种绝望的悲凉么?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会付出(甚至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深入到了骨子里的东西,收拾起来就难以收拾了。
可是,在世风大变的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出现了“异化”现象(姑且理解为不择手段地向权贵逼近。“劳动”在马克思那里也早就有“异化”之说,此处套用该符号)。这种“异化”自古就有,并不奇怪。何况有些“异化”也有其现实性、进步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因为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中非常具体的一员,其力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其生活及其处境也是十分具体的,他也必须食人间烟火。我们所担心的实质问题是:无论“异化”与否,从根本上要看他对待百姓的态度如何。培根在《论野心》里这么说过:“一个有心爬上高位的人,可能怀有三种动机:1、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2、取得权势;3、取得富贵。”紧接着,他又提醒说:“所以君主在选择廷臣的时候,应当重用那种把责任感看得比权位更重要的人,并且应该弄清远大济世抱负与野心的区别。”
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是多元的,但不应该由于软弱、自私、庸俗和麻木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当你在面对比较强大的邪恶势力和成群悲苦无声的弱者而犹豫时,鲁迅在《杂感》里的态度非常果断:“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鲁迅当然知道知识分子的工具是笔而不是“刀”。但我想,无论刀笔,方向是根本;而方向是由良知指引的;良知中,至少要有“人民”和“自由”的成分吧。如果今天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存在着堕落的事实或倾向,那么,它正是造成中国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而潜在的原因。有人说“官官常相护,文人却相轻”,我想再补充一句:“文人争权贵,只怕忘根本”。
也许,有些“异化”者深有愧疚。他们需要忏悔,而且必须忏悔。但有人说,内疚者很容易用批判社会或者远离神圣来转移或掩藏自己的不安。无信则无悔,但无信则又必须悔。只有在忏悔中乞求信仰,在信仰中启示忏悔吧。
记得有人说过“忏悔至少必须具备三种准备:1、意识到自己的错误;2、清算自以为是的真理和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3、能否找到或接受新的信仰。”
“信”什么?在“信”自己利益的同时,再“信”百姓利益以及自己的使命。如果说中国特别讲究人际关系的琢磨,那么,琢磨自己与百姓命运相融相济的关系才是正道!庄子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一种做人的大境界,而并非庸俗到了真的“忘”了人间的地步吧!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里说得开明:“未知和无知并非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我想说,如果用庸俗市侩、丑恶、残忍甚至阴谋来彻底地武装自己而不知或故意不知,那,才是大悲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