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现实 知识分子的使命（四、五）

自由，神圣的理想，现实，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知识分子如何去面对它呢？

          四、

    记得海子。

    “我们都是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然后，他终于明白“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35岁就走了的海子，竟然看出了诸多问题的要害。可惜，原因何在？他没有说完就自杀了。虽然有诗人说“海子自杀无罪”。  
     现实，就是真实的存在状态。它，无语。但对它的认识和把握，却会因人而异。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似乎”悲叹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同样是“手杖”面对着现实，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学者周国平却用哲理诗的表达方式：“用真理和谎言（注：都能）救助自己”。面对冷峻的现实，“卡夫卡”们可能真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书到用时方恨‘多’”的无奈心情。当然，“卡夫卡”们在紧紧咬牙：上天无路，下笔有文！我想，屈原是因国与己之愿望离题万里而“沉没”，卡夫卡是否因为己与“己”已互不搀扶而“醉倒”？虽然他们都渊博了得，心情了得，流芳了得，然其心态可取否？ 

         五、
    人有人的难处，做人难！ 
    难就难在难以拥有小小的安定的生活和不敢拥有小小的独立的人格。人？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句话，似乎解决了老大老大的一大堆问题？！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里引用过美国约翰-布侃在“1922年”（注：不是现在！）写的《东方主义》中的一段话：“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余先生以为，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误入了岔道：忽视了生产力—物质文明，而把大量精力用于琢磨人与人的关系。我看，对人际关系的关怀，本非坏事。可是，在疏忽了对人的生活安定、人格独立的提倡和尊重以及轻视社会物质力量建设的境况下，唯有人际关系会成为十分难得、非常珍贵的资源。我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追求“靠近楼台”必然会引起一场漫长的、复杂多态的“边缘”—“城郊”—“中心”的“人际关系大运动”，使内部耗损了巨大元气。也难怪，在“凡事不能自救，不肯牺牲，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皆虾蟆之流，叫化子之续也”（马相伯：《中国人的心理》）。由此，正道歪入岔道（或邪道）了。而与此同时，古希腊在琢磨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仑在琢磨人与神的关系。似乎古代中国只有庄子比较由衷地强调人与自然的相融。可惜，那种忽视了生产力的“天人合一”，也是捉襟见肘、囊中羞色的。 
    鲁迅说过，“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我想借题发挥：这里的“枝叶”有二：“神”（必然）和自然（物质力量以及自然环境）。“花果”，即人。极力对人际关系的“近水楼台”的“崇拜”，使其疏忽了对“枝叶”的认识、栽培、保护、利用和尊重。 
    即使对“花果”，也会因利害得失而“无可奈何”地靠近或者“很不客气”地割舍的：“无可奈何”地靠近，权贵了之后的既得利益还了得？他还记得或者想知道民间的苦衷吗？“很不客气”地割舍，就是麻木于人命：中国历史上的草民人命，究竟廉价到何等程度呢？记得陶行知在他的《中国的人命》上痛心疾首地说，他曾经在一次太平洋会议上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一个外国人说的一句警语：“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中国的人命》）国内外的侵略者、屠杀者和那些充当看客的国人，何以如此麻木于人命？陶先生开始寻找原因，他借用麻木者的口气讽刺道：“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希望何在？陶先生拍案道：“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中国的人命》） 
    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古文明先后消失或者萧条之后，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中华文明的“流长”，除了其智慧高超之外，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到底巨大到什么程度，可能只有无以数计的死去的英灵、穷“鬼”和冤魂才真正知道。而如今包括古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古国的地域，绝大多数都还属于“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林立的世界大森林里 ，在“人均”甚至“绝对量”意义上，它们大多可能只是灌木，甚至草本。这至少与长期忽视“人”和物质力量有关吧。（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