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裳非衣

说到钱钟书，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围城》。《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也就是这唯一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风靡全国，而是遭受了不应有的冷遇和非议，被当时的社会所忽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围城》，钱钟书因而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围城》也因此一版再版，印行了几十万部，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了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并大获成功，引发了当时的‘围城热’。电视剧《围城》让钱钟书走出书斋，深入大众；《围城》作为畅销小说被搬上各大书店的书架，成为九十年代的绝唱。《围城》这才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随着《围城》的再度走红，钱钟书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文化的泰山北斗，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在作为作家的钱钟书面前黯然失色。

《围城》写于一九四六年，作为沦陷区文学，《围城》的题旨并不像其题目一般革命化，它所反映的偏偏就是和革命毫无瓜葛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弊端。作品对当时社会环境着墨很少，对所谓的历史背景，时代风云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这一点说来，《围城》偏离了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但也正因为如此，《围城》才具备了有别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的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围城》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鲜见的。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也没有。

从作者自身看，像钱钟书这样兼具研究才能和创作才能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够道出常人不能道出的东西。但要他们动手创作作品，就不大可能了。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既有学问，又能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实在是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是一部学者的作品，而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因而具有其多方面的独特性。

从作品本身看，这部作品的对象是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以这样的主题，没有一定的功力，最多只能在知识分子圈内传阅。以《围城》改编的电视剧，能够突破这一读者范围，让普通观众都对这样的文学描写产生兴趣，实在难得。可以说，直到今天，同类型的小说仍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围城》。

下面，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一、共性化的人物定型。

《围城》里人物的身份是定位的，但人物所处的社会是普遍化的。它不以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态。换言之，钱钟书的《围城》超越了特定时代的人性百态。因此，这部40年代的作品能在九十年代走红，并能吸引当代的读者，实属情理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们未尝说得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更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直接联系起来，只有少数作品例外。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我们将那些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称之为阿Q式的人物。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也享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会联想到方鸿渐；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小姐；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我们则常常会想到李梅亭。《围城》中的人物是对大学生活中的人物概括得最准确的。这一类文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至于“文化沙龙”的无聊，三闾路上的奇闻逸事，学校里的人情世故，上海滩上的韬梁谋略，大家庭内的口舌是非，无不这样真实，这般深刻，更不用说将婚姻喻为围城的永恒命题。

于是，只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习性和这样的氛围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钱钟书的《围城》。《围城》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此。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作品中找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人的影子。

二、从人性立场上展开的独特文化批判精神。

读钱钟书的围城，我们会体会到浓郁的冷幽默，正如有人将《围城》称为‘新儒林外史’，把它当成一部讽刺批判小说。但钱钟书的这种讽刺批判是很独特的。

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文学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以强烈的激愤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多种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是讽刺方式，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有人由钱钟书的讽刺手法联想的鲁迅的讽刺手法，认为两者有着某种联系。但事实上，钱钟书的讽刺批判，不同于鲁迅的讽刺批判。

鲁迅先生的讽刺是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怒，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毫不留情。但鲁迅先生的批判饱含着激情和理想。因此,他的批判有时是低沉的，但总体上还是带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色彩，即使是绝望和怀疑，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钱钟书的讽刺不是对社会的批判，而是一种文化批评。作品对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都给予了某种嘲弄。这种嘲弄从文化上掂量出这两种人物的狭隘和偏激。表面上似乎诗书礼仪、放眼世界，其实可笑得很。这种批判，是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展开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在知识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都露出了丑态。方鸿渐的博士文凭是买来的；与大学教授沾不上边的李梅亭，偏偏是中文系教授。

正是基于人性立场对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的揭露，以及对文化的批判，《围城》的艺术价值更有其独特性。

三、与世界现代主义文艺创作同步的艺术探索。

二十世纪初叶，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文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其影响，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成为了西方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心理学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

因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洗礼，钱钟书的作品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围城》不仅是旧中国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还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造成方鸿渐们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其次，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也是导致方鸿渐性格的社会基因。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人生努力的徒劳、选择的偶然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制与束缚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与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一脉相承，《围城》的题旨在于反观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悲哀。

《围城》跳出了中国狭隘的文化主潮流，与时代、与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此外，《围城》反映的是一种人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围城》不是中国的《围城》，而是世界的《围城》，是对整个人类困境的探讨。它的独特性既带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