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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离婚申请》，发表于《当代》2003年第2期，作者，刘庆邦。

刘庆邦，男，1951年生，河南沈丘县人，当过农民、矿工、记者，现为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

窑底下什么样的事故都会发生。有人被一头尖的柞木扦椽刺中了肚子，扦椽一端戗在溜子里，溜子还在运行着。那人双手在前抱着扦椽，想把扦椽拔出来，不料扦椽斜刺里从后胸穿出来了。回柱工用小绞车从废巷里往外回柱子，钢丝绳突然断了，回弹的钢丝绳从一个回柱工的脖子里抹了过去。回柱工还站得直直的，抬着的手臂还未及放下，他的人头已落在脚边的煤窝里了，茬口处齐刷刷的。

矿工李云中也不幸遭难，不过死法比较平常，他就是脑袋被砸漏了。

矿上的工会副主席王承坤似乎是专门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检查死者全身，看死者身上有没有什么遗物是第一项工作，他从李云中身上找到了一份《离婚申请》。

李云中的老婆孙宝英带着孩子从老家农转非来到矿上后，在附近村里租了村支书田怀金家一间原来喂牲口的房子住，和田怀金勾搭上了，并被李云中当场捉住。为此，孙宝英曾对李云中下过跪，还抽自己的嘴巴，保证今后一定改过。但女人的话根本不可信，过了一段时间，李云中又在自家的床上逮住了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李云中十分痛苦，精神上成天恍恍惚惚，觉得干什么都没劲，活着也没啥意思，他担心会影响他在井下进行安全生产，会造成不良后果。结果正如所料，他真被砸死了，写好的离婚申请也没来得及出手。

孙宝英看样子十分漂亮，因为王承坤觉得她的美绝不能是几分姿色所能衡量，所能概括。她面对李云中的尸骨，哭得站立不稳，瘫坐于地，“我死，我去死，老天爷，为啥不让我替云中去死呢！云中，我对不起你呀！”王承坤是除当事人之外帷一的知情者，只有他才能听懂孙宝英话，他很替李云中可惜、难过，也恨透了田怀金，他决定要把孙宝英从田怀金身边拉开。

王承坤终于找机会向孙宝英提到了离婚申请的事（尽管他很不忍心），孙宝英并不知还有个离婚申请，得到这一消息，她先是脸色变白，后是眼泪汪汪，说，李云中活着的时候，我是对不起他。如今他死了，我再不会对不起他了！她向王主席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想请主席在别的地方帮她找个地方，她不想再在田怀金那里住了。王承坤毕竟是握有一部分权利的人，不仅帮着孙宝英解决了住的问题，还帮着安排了一份临时性质的工作。孙宝英十分感激，领到工资后，执意要请王主席吃顿饭，喝两杯酒。

王承坤对孙宝英的态度极为复杂，孙宝英把他喊王大哥，他就想把孙宝英喊宝英，还想象将来某一天简化成只叫小宝儿，或者叫小英，从发展趋势来看，他相信有那么一天。现在矿上的头头脑脑，差不多在外面都有女人。书记有，矿长有，副矿长和各科室的这科长那主任都有。社会走到这一步了，如果只守着自己的老婆，不在外面发展一个女人，就显得不够有本事，也跟不上潮流。矿长在办公室搞女人，用过的避孕工具忘了扔掉。矿长老婆到办公室搜查，矿长赶紧把脏东西压在台灯的台座下面去了。不料矿长的老婆目光锐利得很，放在灯座下面的脏证也被她拿到了，于是在办公大楼大闹。

王承坤不以为自己与田怀金是一路人。在李云中还活着的时，在孙宝英是有夫之妇时，田怀金跟孙宝英好，就等于是欺负人家李云中，就有欺男霸女之嫌。现在李云中死了孙宝英成了无主儿的花儿。花儿开着也是开着，把无主儿的花儿采一采，也不会伤害到哪一个。当然了，孙宝英这样年轻，说不定还会再结婚。等孙宝英结了婚，那就另说。

王席当然接受了孙宝英的邀请，而且喝了酒，借着酒劲他要与孙宝英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过去把孙宝英的两个肩膀抱住，孙宝英的身体僵了一下，就开始晃自己的肩膀。她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把王承坤晃开了。她说，王主席，李云中活着的时我对不起他，他死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他了。这样说着，她已经泪流满面。

王承坤只得又坐回座位上去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宝英，我是真心对你好。孙宝英说，我很有知道，您是一个好人。王承坤说，既然李云中已经死了，你的路还长，没必要苦着自己。孙宝英说，就因为李云中死了，我才要好好做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王承坤想了想，说，也许你是对的。他端起一杯酒，喝了下去。孙宝英说，王大哥，你千万别生气。王承坤自我解嘲似的摇了摇头，突然有些伤感。那份离婚王承坤没有再保存，他把离婚申请烧掉了。

以上就是小说《离婚申请》的梗概，我差不多完全引用了小说原文来做这个梗概。

《当代》杂志的编者对这篇小说有两段评价：“写人的尊严难，写女人的尊严更难，写‘破鞋’女人的尊严难上加难”。“刘庆邦的小说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美好的东西，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我觉得《当代》的评价十分中肯，刘庆邦的创作的确“精致而又浑朴大气”。这篇小说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却凝结着作家对生活和生命执着的爱，凝结着作家的真诚、良知、天性善的精华。 余华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见余华《活着》中文版序）”我从《离婚申请》中读到的正是这种高尚的情感，一种宽容的、悲天悯人的情感。

《当代》杂志说，“读《离婚申请》，不仅看‘破鞋’怎样捍卫自己的尊严，也看孤独地坚守在短篇阵地上的作者，怎样捍卫自己‘短篇小说之王’的尊严”。实际上我认为刘庆邦捍卫的不仅是短篇小说，而是真正的文学。现在想读到好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和艺术正被暴露、破坏颠覆着。昨天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自诩坏女孩，能否走四方？》，写了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不妨在此照录。

    上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女性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艺术史中。“坏女孩艺术家”们从艺术观念到表达方式上都全面体现出消解神圣、颠覆标准的先锋姿态，其艺术语言方式几乎是在重新定义艺术价值。如现在英国和欧洲红透了的女艺术家艾敏，是一位从形式到外表都“坏透了”，以至于从女人到男人，从家庭主妇到知识分子都侧目以对的坏女孩。她的艺术正是要表达这种冒犯，和对声名狼藉的重新看待，同时艾敏的成名史也透析出当代艺术中已成标准制式的另一面。

艾敏的床作过两次轰动的展览：一次是几年前展出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我与其睡过觉的人》，一顶帐篷上绣着与她有过性关系的一百零二个男人的名字，那些有着幸福婚姻又与她一夜偷欢的男人有福了。估计从此以后他们与陌生女孩睡觉至少要先落实她们是不是艺术家。第二次展出的作品《床》使她获得了透纳奖，我们尽可以质疑透纳奖每每有些哗众取宠心态，但是伤害大众胃口，得罪中产阶级本来就是先锋艺术要做的事，所以它也就不仅仅是蛊惑仔坏男孩的权力。

艾敏的《床》，是一张真正的床，坏女孩们都熟悉这一切：床上是懒得整理的被子，被褥上有体液渍印，枕头上有口水痕迹，浴巾和丝袜乱七八糟地裹在被子里，床边是用过的避孕套、酒瓶、药盒、脏内裤、卫生巾。

    在这个作品展出的当天，长驻伦敦的两位中国男艺术家同时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行为艺术：“跳上艾敏的床。”（顾名思义，他们的艺术与艾敏本人的作品倒是意旨一致，相映成趣）在长达十多分钟的“艺术过程”中，他们将艾敏那张被视为“有象征意义的杰作”践踏蹂躏了五分钟，又施展中国功夫与艺术捍卫者——画廊警卫搏斗了五分钟被带至警局约五分钟，完成了这个作品。

泥沙俱下是当今艺术潮流，分清鱼目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我很想建议“美女作家”不要写书，最好直接采用艾敏的方式，把床展览出来，或者干脆将床和裸体一并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