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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和人们之间不说话,不是因为没有话题,只是因为没有语言。 话题遍布,比如他们可以谈谈河水的涨退,天光的黑白,甚至去谈某次定居的打算,关于盖房起屋和牲畜的饲养。或者可以谈谈爱。 必须承认暗示与眼神的有限性。男人可以会错最亲近女人的意,于是惧怕与旁人交流,女人甚至搞不懂膝下子女关于食品的需要,于是足不出户。 因他们没有语言,寂寞泛滥成灾,肆虐千年。 后来有了第一场雨,一些人恰巧在花园里劳作。 雨很稠密,也很清凉,他们惊诧于这天降的透明液体,不约而同喊出一个声音——“啊”,这似不是规范的语言,然而他们都感觉这喊出的惬意,以及后来四目交接、情感相通的愉快。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在雨里我们有了语言。 一些人想,刚才我们在埋下今年最新的玫瑰种籽,另一些人想,刚才我们在为东边的园地刈草。究竟是玫瑰还是草根,让天空下起雨,继而让我们拥有了语言? 没有交流,人们只好各自斗胆尝试。一些人含起玫瑰花瓣,一些人开始大嚼草根,于是,语言产生了,当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变得动听起来清楚起来的时候,吃下玫瑰的人口彩华丽,满嘴生香,说话动听悦耳怡人养心;而吃下草根的人,不善措辞拐弯,谈吐平平却也能切中本质。 人的划分,终于有了另一个标准——语言。人们拿捏语言渐渐游刃有余,有些人喜欢写好看的字说闪光的话,而有些,依旧在那里老老实实中规中矩的记录生活。 可能你会问及那天碰巧没有出门的人,他们,只在后来道听途说来一些语言,至今没有掌握制造语言的能力。听见吃下玫瑰的人说话,学来几句,听见吃下草根的人说话,也学来几句,积攒成自己所谓的语言,没有稳定的风格。他们也有了语言者的共同习惯,比如记录,比如书写,比如邀三两好友评议。 我是那天没有出门的人。
她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确切的说,是女诗人。 诗人的世界,在很多人眼里是荒谬而离奇的。比如看见好景,画家端起颜料,摄影家端起相机,一律瞄准着来记录,而如果换作卞小雅,她一定会背转身去,再也不看,只给自己一个机会,回顾般的写那些感受。 谈起死法,她曾经说,“我宁肯就在一条阴翳的山间林地里穿行,然后渐渐的消失,这种死法,连我自己都不会深究,是死于疲累,还是死于峭壁,有什么重要?消失是必然。” 我并不了解她,正如众多喜欢她的人都不了解她一样。她写字勇敢,行为乖张;她穿大红大绿的衣裙走街串巷;她说她生得一张寂寞的脸,写下满纸寂寞的字,发生一场场寂寞的爱情。 对于悲情,我不抱许多的赞同,天生悲情都是自己求来营造来的,然而在卞小雅的身上,我总能感觉她悲情后面隐藏着什么,然而我看不出,因为我并不了解她。 收到她的死讯,是一个好友在Q上给我发来的消息,只轻描淡写的一句——“知道了吧?你那卞小雅自杀了。”我不知道,这是第一次知道,卞小雅也不是我的。 对于死讯我已经有点麻木了,那年梅艳芳张国荣如黑白两色的蝴蝶翩翩飞走,死后的光景似乎很是热闹。网上那些分析死因的娱乐消息我从不点击,把死因作为谈资实在不必。 卞小雅的死似乎并没有那么热闹。在之后的很久,有朋友写了她的印象录,大致意思是,她一直就是一位走在死生之间的诗人。她的寂寞是自我放逐式的,她的一切可能的结果都是必然。 这是我认同的。 到了现在,我依旧记得她的一首叫做《青春》的诗——“我的黄的绿的/红的蓝的/心/都拒绝走在灰色的街上/”,还有她在网上唯一的一张照片,轻拥松树,笑得露出很小的虎牙。 一想到这些我就迷惑,如同迷惑于一个温暖晴天有人撑起黑布雨伞。 她的仪式据说很简单。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殡仪馆,几个亲人和三个朋友。悼词的最后一句——“你们没有见过她,你们不知道她有多美。” 她不算是文坛的人,她只是在纸上一隅的拓荒者。用爱和满腹的青春书写。她只是轻巧如度假般回到母亲在上海郊区的老宅,把自己锁在童年的阁楼上。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死来,在她美国的寓所,悄无声息的与世长辞。 她们同样选择了优雅的姿态,以祭奠她们优雅的文字和寂寞的人生。记得余秋雨评价张爱玲时曾说过的话,“满世界在为她热闹着,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卞小雅有些区别,没有太多的人因她而热情激昂,她自己也足够心清如水,写自己的文字,谈自己苦涩的恋爱。 一个女人的离去,我在这里念叨些什么?心里似乎有很多哀伤,却又极容易拂去,因总体来说这是能让我释然的选择。这种离去的优雅,胜过了文坛那些浮浅琐碎的得意,以及无聊激愤的颓丧。 也许如她所言,她是很自然的消失了,在人迹罕至的林间小路。如果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黑白分明,那么不如选择去永恒寂寞的天空,永恒寂寞的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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