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许地山作品中的“生本不乐”思想

      许地山是“五四”时期一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作家的艺术风格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地山曾于一九二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并得神学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比较学。一九二四年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和印度宗教。一九二七年以后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多年。长期的佛教研究，不能不影响到他的世界观，而作家的世界观又制约着他的文学创作。因而他的作品多带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很多作品中反映出强烈的“生本不乐观”。对作为佛学研究者的许地山和作为具有佛教思想的文学工作者许地山，如何认识，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许地山的“生本不乐观”思想的形成及其变化的研究，也许能使我们对许地山的作品作出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

      佛教有“有漏皆苦”一说，所谓“漏”就是烦恼，由于烦恼而造成种种业。业就是行为（身业）、言语（口业）、思想（意业）的活动。烦恼和业引申未来，或为天人，或为人，或为地狱、鬼、畜生身心，于是又起烦恼，又造业，又生身心，这样的生死轮回没有休歇，而生死轮回是苦的，以人生而论一般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总之，佛说世界有无量的苦，苦不是孤立的自己生起来的，也不是造物主给予的，而是有因缘的。这就离开了社会讲人生，是唯心主义的。它的“色空”观念（色指物质），也就是物质现象都是缘起，它有相状，有功用，但里面没有常恒指挥它的主宰，所以说是“空”。这“空”，既不是指色外空，也不是指色后空，而是“色即是空”。因而否定物质存在、否定知识，从而否定人生、逃避人生。

      许地山的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绝大多数都贯穿着“生本不乐”思想。这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特殊看法，多年的佛学研究，使他接受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并贯穿于他整个的文学创作。但许地山接受佛教思想影响，但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他并不照搬佛学经典，而是赋予了新的内容。

      首先，就许地山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涉及爱情的篇章极多，有少年爱的天真、有青年爱的追求和痛苦；有夫妇间爱的温存和纠纷、死别和悼亡。透过作者在爱的罗网中交织的缠绵情愫和微妙矛盾，可以看出作者在揭示这令人陶醉的爱的领域也充满了“不乐”的因素。有爱的玩弄（如《爱的痛苦》）；有不称心的懊心（如《爱就是刑罚》等）。但都明显地和佛教的“生本不乐”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写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写了平民主义，他是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写的苦乐是人世间的。最富于批判主义的是揭示人生痛苦及其社会根源的《蝉》。它是古老社会弱小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象征，是旧中国底层人民命运的缩影。这可怜的小东西遭到急雨的打击，丧失了求生和逃生的能力，免不了充当蚂蚁和野兽的食粮。通过小虫反应人生，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显示，不难看出作者对祖国人民苦况的深刻领会。在《债》里反映了他关心社会的思想，《落花生》也同样如此，《愿》是用佛教的素材写的，其中妻子希望丈夫做多宝华盖，去善荫一切世界诸有情……，丈夫说要做精盐，因为盐也是大海，他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独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不向往圣贤哲士，要立足做一个“小我”，尽“小我”的力量，使对“大我”有益，要通过善的渗透来使社会改变，这表现了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仁爱、兼济天下”，把这些思想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融合一起，表现出了他的民族主义。另外，佛教强调“出世”，不是超出世界入于涅槃，就是超出世界以修净行，而许地山的作品肯定人生，执着人生是主流，是“入世”的思想，这些主流不是宗教的。《花香雾气中底梦》有佛教的唯心主义，但主要是从肯定爱情的角度来讲佛教的。《鬼赞》中的主流也是积极的，消极是支流，消极处赞美死。鬼是弃绝了一切感官，得到了幸福这是厌世的，但是《鬼赞》中鬼也歌唱人。反映了有流要尽流，有情要尽施，有成就尽作为，珍视生命加以尽情利用的思想。《七宝池上底乡思》中弥勒佛的思想世界是有情的，这是世界轮回济变，是乐土的所在肯定了“情”。

      其次，从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反映的思想来看，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哲理。“五四”运动以后许地山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写了一对青年佛教徒敏明和加陵两人不能实现结婚的愿望，双双投河自杀完成归真的夙愿。作品中描写了女主人公敏明求解脱、梦游仙境、产生脱尘归真思想的过程，最后写道“他们走入水里，好象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样自由、毫无一点畏缩”。作者美化了他们的自杀，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涅槃归真的佛学思想的具体反映。再如其后发表的《商人妇》中的惜官，她认为：人生无所谓痛苦和快乐，造作时是苦，同时希望是快乐，临事时是痛苦，对过去是痛苦，未来的是快乐。这是一个与世无争，任凭命运摆布的人物。这类人物还有《缀网劳珠》中的女主人公尚洁，她认为“人生就是破了的蜘蛛网，人就象蜘蛛，一直吐丝补网，不管吃的是毒的还是无毒的，都变成丝吐出来补网，家庭是公的，爱情是私的，这了家庭也要维持夫妻关系”。他写的人生都充满了痛苦，他不满现实，不满封建礼教与宗法社会，但又受现实生活的箝制和制约，不得已只好以主观的愿望来反抗现实，解决问题，所以作者或让主人公舍生赴死采取消极的反抗方式，或让和物沉浸在狂热的宗教信仰中逃避现实逆来顺受生活下去，这尽管是消极的，但他的小说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他写出了人与人的隔阂障蔽冷漠无情，同时表现出新的人道观和道德观。《商人妇》中的惜官不相信天命是人道主义的觉醒，《命命鸟》《换巢鸾凤》反映爱情受社会制约，他们的不幸是社会造成的，《缀网劳珠》中的尚洁在逆境中不绝望、不悲观是可取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五四”落潮期，这对悲观绝望的青年无疑是一贴清凉药。

     再次，从对待人生的态度来看：作者对人生的痛苦，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和出路，所以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着失望和虚无。如《愚妇人》作者通过樵夫对一个不能生育而又渴望生育的妇女的规劝，宣扬无生是有福的哲学。《补破衣的老妇人》中反映出作者希望人们根据自己的现在条件，用具体行动，在这“生本不乐”的世界里做一点有益于人的工作。作者通过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幸的描写，让读者同他一起来思考“生本不乐”的原因和摆脱办法，某些篇章不免有怀疑论的倾向，但集子的主流是积极的，一方面反应出“达观”，人生是要向前的，同时又有疲倦的思想，当时的青年有“不全则宁无”的想法，这种斗争达不到目的，没有结果，所以提出怀疑论，但还没有达到虚无。因为他有怀疑论是彻底的，他认为探索人生是要探索到底的，因而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都不肤浅，而是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许地山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深入到了社会思想意识的领域，如《面具》写出了一些文明人表里不一、弄虚作假的通病，抨击了人间的虚伪。《落花生》中明白表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的人、体面的人”。许地山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还反映在早期陆续发表的四十余篇散文《空山灵雨》中，在《弁言》中开着一句就是“生本不乐”。其中大多数作品反映了“五四”高潮过后弥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那中苦闷徬徨情绪，许地山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是怀疑的，这种心情是“五四”高潮过后一些探索人生追求而不得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但许地山参加过“五四”运动，那种战斗的积极向上的“五四”精神，在《空山灵雨》中也有反映。佛教哲理虽然使许地山的哲理有怀疑论和消极主义的倾向，但佛教也给许地山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带来了内容。许地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佛教思想是接近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其特色和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着重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着重自己解脱。大乘的涅槃是无往的过程，善男信女也可以结果。许地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并不是纯粹的佛教思想，即使佛教思想比较浓重的作品，也带着人生的色彩，更何况许地山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佛教的东西使许地山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空灵”风格。

      虽然许地山在作品中“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宗教”（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但同时也抨击了那个时代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迅速发展，许地山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收在小说集《危巢附简》中的第一个短篇《在费总理的客厅里》是一篇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的题材与风格可以看出许地山的这一转变。《在费总理的客厅里》写了一个土豪劣绅怎样利用金钱关系和人事关系，应付“南方”的查办。通过这一作品，作者从一个侧面写了取得政权后的国民党如何和封建势力一拍即合，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实质，尽管着墨不多，但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被侮辱者女工芙蓉一面。在许地山去香港前的最后一篇作品《春桃》中，通过春桃和刘向高、李茂的离合故事，刻划了春桃的坚强爽朗的性格。春桃在某些方面有些象尚洁和惜官，这是指她的那些不幸遭遇，但又不同于尚洁和惜官，她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更积极更主动的作命运的主人，她所依靠生活下去的也不是宗教信仰了，而劳动人民之间那种无私的互爱互助。从尚洁到春桃，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这不仅是作者生活经验的不同体验，更重要的是时代推动着许地山，使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到后来，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他走出书斋接受新的革命思想，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使他的人生观也有了转变，后期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也就富有思想意义，主题也较鲜明了，较后出版的《杂感集》中的《谈〈菜根谈〉》一文中，许地山对《菜根谈》这部书中的一些教人处世的办法完全持批判的态度。在《国粹与国学》一文中说道“要知道中国的境遇的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日前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要从中国历史与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底研究入手”。这反映了许地山改造社会的态度与见解。可以看出，这时的许地山已以严厉地否定了昔年的自我。许地山的一生，从“出世”到“入世”，从热衷于宗教哲理到热衷于抗日工作，从“生本不乐”到“助人为乐”，从幻想涅槃归真到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是他区别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而独具的个性和特点。也是知识分子从徬徨、苦闷走向坚定积极的一种典型。这是一个过程，并不能因为许地山在寻求探索阶段的“生本不乐”观而否定他的作品，把他说成“建造了理想的象塔，自己躲在里面唱赞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