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心（二） 也许就是继承了老爸老妈的习性吧，我从小就学会精打细算，尽量省着花钱。 我打小就爱书，常常梦想自己拥有许许多多的书，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但当时我的经济收入很低呀。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五角钱；到了上中学，月收入增加到了一元；后来，在外婆的主张下又增加到了两元；不过，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还能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姨姨那里拿到十几元的压岁钱，这就是我的大宗收益了。这些钱，除了少量用来买练习本、墨水之类文具外，大多数被我用来买了书。 新华书店的书太贵了，我当然是买不起的，最多在星期天到书店里去蹭在书架边看白书。我“买书”的主要地方是与我家隔了两条街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我发现那里收进的废旧书报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书，就常去那儿转悠。开始时那里的叔叔阿姨不让翻，还老要撵我走，但时间长了，知道我是个爱看书的小孩，人还挺老实，就允许我进到里头库房去翻书，还常常递给我一个小板凳，问我喝不喝水。等我拣好一堆书后，他们就给我过一下秤，按一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我（他们的收购价是八分钱一斤）。有时候看我拣的书少了，那个叔叔就大手一挥：“不称了，拿走吧，不要钱了”。但我老妈一直告诫我们，公家的便宜是不能沾的，所以我总是要放下一点钱，才肯心安理得地把书拿走。 我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书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出版物，有不少《红旗》杂志；还有一些文革期间很有名的造反派文艺杂志《朝霞》；有许多批林批孔学哲学时出版的读物，仅《中国哲学史》就有三种版本；有马恩列斯的原著，还有不少学习马恩原著的辅导书；有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有《周易古经今译》；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一些原著（当时看不懂），等等。有一次，我找到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世界文学》，封面和前几页都没有了，但里面有一篇法国名作家司汤达写的《伐妮娜·伐妮妮》，小说中的那个年青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憾了我的心灵，对我以后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使我从此后深深地爱上了欧洲文学；还有一次，找到一本叫《谋略大师》的小说，回去细读后发觉内容十分精彩，原来是著名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力作，十几年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已被改译名为《钻石女王》，定价25元，并且十分畅销。 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也常去自由市埸转转，因为我发现，有人专门收购旧书报杂志，给市埸里的商贩们当包装纸用。我在那儿也搞到不少好书。有一次，从一位卖爆米花的老伯伯手里花两毛钱买了一本《社会经济统计学和工业统计学原理》，是大学里的讲义，16开本，厚厚的一本。这本书后来成为我学经济学的重要启蒙书之一；大约八年后，我在一家工厂里主持全厂统计员工资晋级考试，就是参照这本书来出题和拟定标准答案的；十来年后，我主管过一家高新技术园区的统计工作，还考上了统计师中级职称。 进入大学后，我的“买书”又有了升级。我所在的大学位于那个城市的大学区，除了我们师范大学外，周围还有财经学院、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等。我发现，每年这些大学的毕业生离校时，很多毕业生为了减轻行李负担，把在校期间用过的课本都当废品卖掉了；而这时候，我的经济支配能力又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我可以把平时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用于收购这些毕业生的旧书。就这样，几年下来，我有计划地购齐了汉语言文学、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全部课程的教材，外加授课老师编发的讲义、指定的参考书等，甚至学生课堂上记的笔记，只要字迹清楚、内容较详细，我也照样收购。 终于我这个穷小子也有了两千多册藏书。当我翻看那属于我的一纸板箱一纸板箱的好书时，内心的舒坦和喜悦是很难形容的。我甚至想，当年的葛朗台老头看着他那一大堆闪闪发光的金币时的心情，大概也不外如是吧？ 我的书也遭过一次“浩劫”，大三的时候，有一次，小偷撬开了宿舍的门，偷走了我箱子里的二百多元钱，那是我两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啊！我又不敢跟家里讲。没办法，只好忍着心痛把我的藏书拿到校园里摆开了地摊。那些大学校友的眼光特别贼，买走的尽是我最心爱的好书。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司各特的《艾凡赫》、亨里希·曼的《亨利四世》、西德尼·谢尔顿的《倘若能有明天》，还有那本堪作资本运作形象教材的《绿色国王》，等等，都是在那一次被人拿走的。直到现在，有时想起来还心痛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