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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在夏王朝，国王不仅掌握着全国最高的立法权，还掌有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权。一切重大问题和案件，都由国王裁决，国王掌有全国的生杀予夺大权。辅佐国王的司法官员，称为“士”或“理”，中央最高的司法官称为“大理”。夏代的监狱称为“环土”，亦即圆形的土牢，有的文献上也称为“夏台”或“钧台”。 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在亳（今河南濮阳）建立商王朝，灭夏而代之。在商朝，商王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掌握全国最高司法权力，重大的案件都由商王作最后裁决。商王之下的最高司法官是“司寇”，下设“正”、“史”等司法官吏；在地方，畿内诸侯辖地内的法吏是“士”，基层的叫“蒙士”；畿外诸侯，诉讼自行处理。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商，是为周王朝。在周朝，周王仍掌握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权。全国最高的司法官是“大司寇”，“帅其所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见《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属下有“小司寇”，直接负责审理全国重大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有“士师”，掌管中央政权的禁令和审察地方案件，解释法律，审理士一级的案件等；有“乡士”，掌听王国六乡（周王直接统治的属地）之刑事和民事案件。此外，尚有“群士”，其中，属于中央王朝的有“讶士”、“朝士”，以及“司民”、“司刑”、“司剌”、“司盟”、“司圜”、“掌囚”、“掌戮”等司寇属下官吏；在各诸侯国，则有“遂士”、“县士”、和“方士”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主管刑狱的全国最高长官是廷尉，所谓“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见《秦简·法律答问》）。廷尉下设有“正”、左右“监”和左右“平”等属官。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交办的案件；二是审判地方移送审判或复按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不管什么案件，也不管廷尉的审理结论如何，皇帝都有最后的裁夺权。秦的地方司法机关，由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兼理，郡守、县令都有司法方面的佐吏，在郡是“决曹椽”，在县是“丞”，都是专职狱吏。郡、县对于一般案件可以自行审理判决，有杀人权，但有重大疑难案件可报送廷尉处断。郡、县以下是乡，乡设有“啬夫”和“游徼”等乡官，虽非正式的一级地方司法官吏，但在民事案件的调解和刑事案件的巡察、缉捕、现埸勘验、就地讯问、查封财产、看守犯人家属等方面都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利用秦末农民大起义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所以其司法机关和官吏的设置与秦朝差不多。中央设“廷尉”（又叫“大理”，廷尉下设左右“正”、左右“监”、左右“平”，初期职权也和秦朝时差不多。但到汉成帝时，在尚书台中“又置三公曹，主断狱”特别是东汉时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大大提高尚书台的职权，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使尚书台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因而国家的最高司法权事实上已由尚书台分掌了一部分。地方上的司法机关、官职的设置，与秦时差不多。在案件审理上，汉实行基本上的三级三审制，即县令一级初审，郡守一级再审、中央廷尉一级终审。 公元581年，掌握北周军政实权的杨坚篡周自立，是为隋朝。隋朝以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以“都官”掌刑部（后来直接将都官名称改称刑部），以御史台掌纠弹，兼参预某些案件的审判。地方则按州、郡、县的行政区划形成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司法审级。州剌史、郡太守、县令兼理狱讼。州郡长官以下各设有专职司法属吏——“法曹参军”。 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了唐朝。唐朝著名的《永徽律疏》是保留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驳令原机关重审，或迳行复判；死刑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每逢大案，常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做“三司推事”。对未解至中央的地方重案，有时派“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评事”，充当“三司使”前往审判。御史台也负有一般监督的职责和任务。此外，皇帝还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命令非司法机关参预审判，例如，对死刑案件，刑部须会同中书、门下二省及尚书九卿更议；有时还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史”组成特别法庭（称作“小三司”），审理申冤案件。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直接管理诉讼的属吏，州设“法曹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的乡官“里正”、“坊正”、“村正”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的审判权，如当事人不服，可以到县重审。唐时的高级司法官吏多由科举——明法科出身，唐太宗时，还特置“律学博士”一人，学生五十人，以加强对司法官吏的培养。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宋朝的司法机关沿袭唐制，大致和唐朝差不多。只是为了集中司法权于皇帝，宋初于宫中设审刑院，凡上奏的案件须先送审刑院备案，然后交付大理寺、刑部；判决也要经审刑院详议，再转呈皇帝裁决。这就削弱了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权。宋神宗时裁去审刑院。诏狱，由皇帝指定的朝官组成特别法廷审理；大理寺和刑部办理的案件，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通过后，中书省仍得评议，并可向皇帝陈述异议。皇帝也定期亲自摅囚、决狱。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府）、县三级，路设提点刑狱司，主管复核所属州、县的判决，审查州府十日一上报的“囚账”，有疑狱时“即驰传往视之”。京畿地区另设“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执掌京畿地区的县镇司法刑狱。在诉讼上，宋朝专设“登闻鼓院”受理申冤案件。 元朝于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始仿宋制建立刑部，并改大理寺为大宗正寺，设蒙古“断事官”，负责审理京师附近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诉讼案件，蒙汉之间发生的争讼也归大宗正寺审理。地方仍由州县官兼掌司法；州以上为路，路设专理刑狱的“推官”；路上为省，设“肃政廉访司使”，监督各路司法。 明朝于1368年立国，1387年完成对全国的统一。明朝的司法机关，中央仍设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其职权与唐宋时有所不同。大理寺专掌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复核，有权驳令更审，或请旨发落；刑部主管审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重案，也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有权判决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案件须奏请皇帝裁决；都察院为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凡“大狱重囚”，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联合法庭——“三法司”进行会审。明朝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导致皇帝的亲卫军和宦官严重介入司法，对明朝的司法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作为皇帝亲军的上十二卫之一的锦衣卫，于洪武十五年添设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所辖案件，不仅有“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也涉及其他诉讼和州县案件，狱成，可以专达皇帝，不受监察机关约束，权力非常之大，凡是“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会同进行，与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平列。除锦衣卫外，宦官控制的东厂、西厂也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明成祖永乐十八年设西厂，派司礼监宦官提督，从事特务活动，兼理刑狱，权力在锦衣卫之上；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又设西厂，由太监汪直提督，专管“缉谤谋逆妖言大奸恶”，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权力超过东厂。厂、卫对司法的介入，造成明朝法制制度的极大破坏。明朝地方司法机关仍为省、府、县三级。府县长官亲理司法审判事务；省专设“提刑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有权审判徒以下案件，徒以上案件报送刑部，不得擅决。明朝还于乡之里社设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户婚案件皆须经过申明亭，因而具有基层司法组织性质。 1664年入关以后的清朝，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封建王朝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整。刑部按当时的省制分设十七省区清吏司，管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发生在京师的笞刑以上的重案，同时也审理中央官吏违法的案件；大理寺负责对刑部审理结果的复合；都察院管监察。遇有重罪，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三法司”，或由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组成“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核准。地方以州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徒刑案件，流刑以上须转详上级决定；府为第二审级；省“按察使”为第三审级；总督、巡抚为第四审级。从雍正五年起，“巡道”也审理辖地的民间词讼，藩司有时也参与审案；但即使是地方督、抚，也只能决定徒刑以下案件，流以上案件须移送刑部。 到了清末，在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资产阶级立宪派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派冲击下，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宣布虚假的“预备立宪”，同时进行了官制改革。在司法机关方面，把刑部改为法部，掌握全国司法行政，而不再兼理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在地方上，分别在州县设置初级审判厅，在府（直隶州）设地方审判厅，在省设高级审判厅，并且将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司，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对本省各级审判厅进行监督管辖。此外，在大理院和地方各级审判厅相应地设立检察厅，对刑事案件实行搜查和提起公诉，充当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和公益代理人，并有权监督审判之执行。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其司法官制度基本上是仿照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建立的。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其《组织大纲》中规定，在临时大总统下设九个部，其中有司法部，还有一个内务部也跟司法有关，各部设部长一人，辅助临时大总统办理事务。此外，还规定临时中央审判所为行使最高司法权的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取得参议院同意后设立。 以后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司法官制度这里就从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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