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月的人，思想都特单纯，对毛主席那是绝对忠诚。因此才上演了一幕幕子女和父母划清界线、夫妻因政治原因分手的悲剧。

    叔叔在让我传递信息之际，再三向我说明，说自己和我父亲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现在帮着传递信息，只是为了尽早把情况向组织上说清楚。我明白叔叔的苦心，他让我这样年龄的孩子帮着传递信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而他这样冒险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让我父亲少受些皮肉之苦。因为他知道，父亲为了不连累他，一定不会交待关联到他的事，而在早已掌握了这些情况的造反派眼里，这无疑是父亲顽固抗拒的表现，那父亲挨打就在所难免了。

    非亲非故的叔叔，在受父亲牵连后毫无怨言，还一心为父亲着想。我为他们这种真挚深厚的战友情而深深感动，也令我分外重视这次传递情报的任务。为防止和父亲见面时在匆忙中说不清楚，我把叔叔讲的情况记在了一张小纸条上，谁知小心反被小心误，我被抓后就是这张纸条惹了祸！

    那天天气很热，一清早我就去了好几里外的父亲的学校，因为叔叔曾反复叮嘱我小心不能让别人看到，因此我没在父亲的宿舍里而是特意把父亲叫到了宿舍外的小路上才把纸条交给他。

    就在我和父亲分手后往回走的路上，我被暗中盯上的红卫兵叫住了。

    那是一个还没我高的形象丑陋的矮子。后来知道，他就是这所大学掌权那派学生组织的头目。经过了简单的问话后，他把我关到了一座教学大楼的五楼上。

    早饭后，审讯正式开始，但无论他怎么软硬兼施，我是软硬不吃，翻来复去的，我咬定了是来给父亲送衣服的。我想我才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谅他们也不敢轻易打我。被他们问急了，我就放声大哭。当时的我已经作好了挨打的准备，我想万一他们真的动手，我就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纠缠了好久，他们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只能断定我受反动父母的毒害太深。但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父母是反动的，因为父母平时教我的就是要我听毛主席的话。也因此，我才愿意当他们的地下交通员，我相信我的父母只是被冤枉了的好人。

    在对我和父亲半天的审讯中，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在把我隔离了的情况下，下午去我家审讯我的母亲，那是当年惯用的一种手法，叫做“各个击破”。

    对我的半天未归，家中的母亲早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我传送纸条出了事，连饭都没心思吃。看到来家里的红卫兵，母亲的担心被证实了。因为担忧我的安全，母亲老实交待了让我去传送纸条的事。结果在我和父亲嘴里没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在母亲身上打破了缺口。这真让我感到失望，想到父亲和叔叔会因这次失败了的串供而再次遭罪，母亲被我埋怨了好久。

     那一年，所有的服务部门都拒绝为“黑七类分子”提供服务，十四岁的我学会了为母亲理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稚嫩的身子挑不起买煤担子的伤痛；而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次失败了的串供，因为它让我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都愧对那位因父亲而受到了株连的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