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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能使艺术家脱离古老的艺术逻辑。处于疯癫与半疯癫状态的艺术家以其狂乱的直觉、体验、欲望、审美拓展了艺术的新疆域,此时理性铁笼的禁锢对艺术而言已不复存在,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艺术氛围离疯狂的天才已变得遥远。此时疯癫的天才艺术家的创造如同极地上空变幻莫测、壮丽璀璨的极光--它是属于思维与能力领域里的极致体验,此种体验集疯癫与优雅于一体,艺术“重新获得它的展开空间、虚空场所、它在其中被组构的场域,在此,它的直接确定性悄然这了闪现的瞬间”。同时,疯癫的天才也真正从自己的作品中脱身,从作品存在的巨大力量中脱身--这是真正主体的消失,在主体的苍凉的背影后,艺术的空间却在熠熠发光。 这种熠熠发光属于激情的尼采式的独舞,它在反理性与反压抑的过程中释放生命最绚丽或最阴郁的色彩--这是生命对禁忌的僭越。生命独立于道德目标,抛弃服待所谓“主义”、“意义”、“上帝”的目的,对善与恶进行向所披糜的征服,更确切地说此时的疯癫的艺术生命是超乎善、超乎恶的。罗曼·罗兰曾在其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对这种疯狂创造的艺术境界予以比较形象的描述。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僭越,是“自我解放”。此时艺术灵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裂层中,人在这个裂层中,“自我”像从封瓶中解放出来的精灵,时间与空间对其不再有意义。艺术创造成了“自我”的复制,于是疯癫的艺术家最深切动人的灵性变成他的艺术作品于观者的眼前飞腾。 时间漫漫逝去,但人们未必能读明、看懂疯癫的艺术,比如贝多芬与凡高极具个性的、他人无法克隆和矫装的作品。跟凡高与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们无法理解凡高与多芬的作品涵义,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多少能看出,听懂他们作品中孕涵的激情与痛苦、对规则的征服与超越、对理性的不屑一顾是多么伟大!用充满紧张与热烈的神经质目光看向日葵与金色麦田的凡高,在钢琴边披头散发,狂按钢琴键奏响《命运》与《悲怆》的贝多芬,他们让人们看到了生命最悲壮最灿烂的境界。这个境界洋溢着本能,充满着非功利驱力与快感,且为一种混乱而又令人震惊的审美所主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凡高、贝多芬、尼采、萨特、荷尔德林都是终其一生地唱着狄奥尼索斯式的颂歌。 在文明中,疯癫不再简单地被看成病理学或医学事实,而是文明与文化的事实;疯癫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同时疯癫也生产着文化,呕血的阮籍、醉酒的李白、割耳的凡高、暴燥的贝多芬……便是例证。值得一提的是,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包含了一条精僻见解--“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向度”。扩展福柯这个观点的内涵,则认为疯癫比理性更能产生真正的艺术是合理的。疯癫让凡高与贝多芬孤独、痛苦,使他们的心灵处于一个道德与理性无法介入的断层,他们的心魂在无约束的状态下孕育了《金色麦田》、《悲怆》,他们付出了灵肉为孤独与痛苦煎敖的代价,也伸手接过生命给他们颁布的奖赏:艺术,同时他们的艺术作品也标志着人的生命传奇。 凡高与贝多芬的作品长久地藐视着理性的权威,使沉默的疯癫恢复它的呼喊,解放理性对疯癫进行的漫长又隐秘的禁锢。凡高与贝式芬让疯癫光辉四射地展示与悲壮地轰响,让非理性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他们的作品代言了孤独者的尖叫--潜伏在日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这种尖叫不可思议地将与它共鸣的对象凝固或升华——它藐视苦难,它飞越快乐峰巅,它在激烈地寻找平静,在藐视与飞越和追寻中,它让人伟大,也让人毁灭。凡高与贝多芬的性格与作品能证明一条艺术真理:疯癫是疯癫者的通行证,沉寂是沉寂者的墓铭。同时,凡高与贝多芬的许多作品牢牢地锁定了疯癫并将疯癫浓缩,从另一个视角可看到,这种锁定与浓缩也是对浮萍般多舛的命运进行全面的反诘。 因此,我说:“我想成为疯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