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了上海后，暂住在我的一个堂伯父家中。我堂伯母十三岁便进丝厂打工了，是个在当时很吃得开的“红五类”。退休后的她成了社区居委会的主任。

按照那个特殊年月的规定，谁家来了人都必须去居委会申报，同时要办理临时户口。而我伯母的身份给父亲临时藏匿提供了方便。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担心连累他们，所以一直呆在他们家的小搁楼里不敢外出。  

因为担心信件受检查，父亲不敢给家里写信。如此象逃犯一样见不得天日的生活让父亲实难忍受，在出走半个月之后，父亲决定回单位报到，接受命运对他的判决。

父亲从上海回来后便直接去了单位，我按照单位的通知给父亲送去了行李与生活用品。按规定，被隔离审查的人是不能和家人见面的，因此送行李的那次我没能见到父亲。

都说长子是当妈的心头肉。自从大哥被单位隔离之后，母亲夜里经常恶梦不断，好几次都梦见大哥被人打断了腿。当时有个邻居和我哥是同事，我向他打听到了我哥的关押地点，为了宽慰母亲，我决定冒险去“探监”。

在大哥单位附属学校的宿舍里，我见到了正在写没完没了交待材料的大哥。他的胳膊上也套着标志着牛鬼蛇神身份的白袖套，桌子旁靠着写着“叛徒和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的木牌。可怜我那曾经象小鼠丢丢一样骄傲的大哥已经被造反派吓破了胆，一看到我就急着让我离开，怕我被看押他的人发现。匆忙中我只顾得上问了几句有没有被打之类的话。总算还好，我见到的大哥除了比以前瘦了，胡子长了，胆子小了之外，手脚健全也看不出有皮肉外伤。

那次我的冒险“探监”解除了一直纠缠着母亲的连续不断的恶梦，现在想来，那可以说算是我对母亲养育之恩的首次回报。

那段日子，我成了家里的联络员和交通员。每月我至少要去父亲和大哥的单位各两次，给他们送所需物品。我在第二次给父亲送物品时，看到了恰好去食堂吃饭的父亲。我悄悄地尾随父亲到了他住的宿舍，看押父亲的据说是个有“轻微历史问题”的教授。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他并没有向专案组告发我与父亲的私自接触。也因此导致了后来我参与的一场“串供”被抓了现行。

在见到被隔离了的父亲之后，我又偷偷地去看望了因送父亲出逃而受株连套上了白袖套的叔叔。我当时心里感到特别对不住他，不知说什么是好。叔叔看出了我不安的神色，反而来安慰我。并让我把他已经交待了的情况传递给父亲，统一口径的目的，是怕父亲因不说而挨打吃苦头。可谁知人在倒霉时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就在我给父亲传递消息的那次，我和父亲的私自接触被专案组的红卫兵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