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十四岁。

   那年四月，如火如荼的文革进入了秋风扫落叶般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许多运动初期的革命干将也纷纷落马。我家住的小巷里，几乎每个院落大门口都被刷上了白色的对联，那是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后所留下的特定标记。

    我的右派母亲在一次去派出所接受训话后，被勒令外出必须套上白色的写着右派分子的袖套，并且每天下午要站在院门口挂牌示众两小时，以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我的父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过好几个中学的书记校长。受右派母亲的株连，57年后父亲被调往轻工业学院当了一个二线的中层领导。

    文革初期，父亲一个仍在中学当书记校长的同仁好友，在批斗会上被学生们打得肋骨断裂脾脏出血。因此母亲自我解嘲地对父亲说：是她的政治问题把父亲从中学的文革火线上救了下来，否则，以父亲的身体，肯定挺不过红卫兵小将们的拳脚。

    然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这场高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旗的运动中，解放前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父亲，自然有着“叛徒”的极大嫌疑。五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大学生来到我家抄家，因病在家离职休养的父亲也成了这场运动中的一片落叶。

    抄家的当时，父亲刚好外出去看街头的大字报。他回来时发现门被反锁着，邻居说有学生在我们家里。父亲随即转身走了，当晚便没有回家。那时我的大姐和小哥都在外地工作，二姐在苏州上学。由于住房条件差，在本地工作的大哥要周末才回家。因此父亲不在家，家中便只有母亲和我了。

    由于父亲没回来，我与母亲在恐惧与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夜。那时母亲没有行动自由，第二天她捎口信把住在厂里的大哥叫回了家。后来才知道，父亲当晚是住在了他做地下工作时的一个学生家里。因为怕受不了批斗时的体罚，第二天他便在这位叔叔的护送下去了上海。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大哥也已失去了自由被关在厂里。

    那是在父亲出走后的大约一个星期。

    那天，在父亲离家后每天都回来的大哥突然没有回家，母亲焦虑万分，万般无奈中只得把原本瞒着我的一些事告诉了我。她要我去找送父亲去上海的那个叔叔，把我哥被隔离的消息告诉他。

    第二天晚上，借着夜色的掩护，我找到了那个叔叔的家。看到我去，叔叔显得很紧张，连忙让婶婶去门外探视一番，看我后面有没有跟着尾巴。这时我才发现，叔叔的胳膊上竟然也和我妈一样套了个白袖套。

    听说我哥被隔离的消息，叔叔立刻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他断定在我父亲出走后，大哥的活动就被暗中监视了，盯梢的人发现了大哥与叔叔的联系。结果在同一天，他俩分别被各自的单位“揪”了出来。

   我成了我们家中唯一有行动自由的人，至此我正式成了家里的地下联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