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要是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总是一时语塞，老是回答不流畅。

家谱里说我们家祖上是蒙古人，有意思，老觉得很神秘。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在湖南，离蒙古真是太远了。

出生的时候爸妈正在水利工地上会战，我就出生在湘南这样一个山水交融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全力以赴新建一个水电站。爸妈工作好忙，奶奶从家乡攸县赶来接走了我。我在奶奶身边长到三岁，再见到我妈时，她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了——我不会说妈妈讲的长沙话，而操一口攸县方言，只有爸爸听得懂。

三岁以后我开始辗转于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处家里。他们一家一个地方。

六岁那年我回到爸妈身边念书。山里真是好玩，满山遍野处处有趣，那时候的父母也没有多少时间管孩子，更不用说陪孩子玩了。我们小孩子总是结伴在厂子周围的山上转，哪里有小笋，哪里有小桃，哪里树上结杨梅，心里一本帐呢。念的又是子弟小学，学业上不是很紧张，老师和家长都住一排“干打垒”的房子，彼此熟识。记得那时候老师还带我们去小河里游泳，搁现在，哪个老师敢。那时候体育课叫“军体课”，少先队员还叫“红小兵”。我们定期要在厂区里回收“破铜烂铁”，收集到学校一间大屋子里，可以换钱的；还会定期去学校后山摘蓖麻籽，说是交到哪里去炼工业用油。这样过了三年，我已俨然成了一个山里娃。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被送到外公外婆身边上学。妈妈说是叫我到城市里见见世面，到外公外婆身边受受熏陶，在山里要变野了。记得刚转学到班上那天，老师领着我进教室，哇，一个班就有四十好几的学生，跟我们子弟小学一个学校的学生差不多一样多了。那一刻就有些怕怕的，下课了只恐有人会叫我“乡里宝”。

从此开始感受城市里的生活，我真是大开了眼界：没有红小兵了，只有少先队员；军体课也不再是立正稍息了，改成投实心球还有什么“垫上运动”的体育课，我肯定是什么也不会，吓得没了一点自信心；去爬山或是上公园玩叫“春游”“秋游”，一学期才一次，在我们山里，哪天不可以游呀；到六一时可以免费坐公共汽车，哈哈，那才叫好玩……

我以为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城里姑娘，学习成绩由入学时的刚刚及格也到了班里前几名，当了学习委员，小学毕业时评到了年级里唯一的一个市三好学生。

中学以后麻烦就来了，我的户口还在爸妈一起，每年升学的时候，就要开始跟老师解释，出示各种证明，到了后来，还要交寄读费了。我不算这个城市的人。

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九年之后，我要回山里去高考。

这时候的山区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记得进考场的时候，妈妈找到监考老师，请他宣布考场规则的时候一定说普通话，因为我听不懂那种山里话了。

高考过后的假期里我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山里的方言，因为有种很急切的心情，想融入到伙伴中去，想摆脱那种在哪都是外地人的感觉。以至于妈妈很奇怪地问我：“你怎么学得这么快，两个月比我在这二十年学会的方言还要多？”

后来又回到外公外婆身边念书，爸妈也带着弟弟调离了山区到广东工作，山里话自然丢掉了。

这以后的假期我又开始把去广东叫做“回家”。

第一次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旁边铺位是一个少有的英气十足的广州男孩，他问我：“这一车人都说什么呢？怎么跟吵架似的？”我把长沙话翻译成普通话讲给他听，然后我们大笑。

广东话倒是象唱歌，一下车我就一头雾水，有点当年转学第一天进教室时的感觉。

混完一个假期，也能操几句鸟语了，回学校，开始有人叫我广东女孩。

毕业时爸妈想叫我去广东，我犹豫来犹豫去，想想那稀里糊涂的广东话，心里就发怵，好不容易下了决心答应了他们，档案都到了爸的单位。可巧，实习时遇上我现在的先生，回家就跟爸妈说“我呆湖南成不？”

真是儿大不由娘，爸妈象丢了个孩子似的不舍，我还是跟着先生走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到了先生的地盘，还好，总归是说湖南的话的地方，再怎么也生疏不到哪儿去。可我还是个外来人，人家也奇怪：“你不是广东人嘛？怎么会说长沙话？”

过了些日子，去赴同学聚会，她们忍了又忍的还是问了出来：“你怎么说话带**口音了？”哈哈，什么办法呢，入乡随俗了。

现在女儿的户口还跟着我，落在广东。可她只会说湖南话和普通话。她奶奶也逗她：“你又不是广东人，你是湖南人，怎么可以不吃辣椒？”女儿回来就问我：“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

不要问我是哪里人，呵呵，我也不知道我的故乡该是哪儿。

后记：刚好看到一篇纪念聂华苓的文章里写道：

“爱荷华河岸边`公路旁，有一些小小的丘陵，他们把这叫做山。某一座山上，有一个‘鹿园’。‘鹿园’里，住着聂华苓老师。更早以前，住在这里的，还有聂华苓的丈夫，美国著名的诗人保罗.安格尔。现在，保罗一个人睡在墓地里，那墓地我们也去过了，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一无修饰，简洁`大气`庄严`美。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保罗，还有一个，是聂老师自己，这里将是聂老师最终的归处，这就是女人。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是她们生死不渝的家园和故乡。“

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