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论政绩

       之所以在这里胡说八道，是因为不会触怒上下左右那些敏感的神经。
　　政绩,是为政者之至要。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政绩应是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考核为官者的政绩，不得不综合地看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综合平衡发展。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马克思也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总是和政治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讲政绩不得不讲政治，考核政绩也不得不考核政治。
　　政治是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思想和策略。政治不是政治家的专用词，它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伸手可触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民主、政治文化......等等，它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息息相关。大政治一般针对那些书写历史的国家治理者而言，对一个地方官员,我们该如何看他的政治作为呢?
　　其一，应重在看他的施政行为－－有没有民本思想，也就是时下所说的执政为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1200多年前，封建帝王李世民就是凭借这种民本思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为政者，他的施政行为是不是立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执政是不是具备亲民爱民思想，尤其至关重要。
　　第二，要看他的政治民主，看他是否把该地方的群体智慧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作用发挥出来。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精英，一大批人才。为官一任，要善于识人，用人。一个庸官本身就是蠢才，他有何才何德聚集一批治理社会的人才呢？一个没有民主作风，霸道专横，自以为能，不能识人、容人、用人的人，又何以能创造真正的政绩呢？“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千古名言，值得为政者深思。温州群官辞职下海的现象官方和民间都值得深思，如果他们真是管理社会的能人，那是温州的损失，因为无论何朝何代，最重要的人才永远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人才。如果他们确不适应从政，那是他们明智的选择。
　　第三，还要看他的政治作为，是否有国家观念，大局意识，是否真正关注国家民族的兴衰，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努力。损他利己，损国家肥地方，那不是合格的为政者。
　　经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当前，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看政绩的首要是看经济的发展。但如何衡量经济的发展，是看表面，还是看实质。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固然重要，修了多长路、建了多少广场、扩了多少城、增了多少钱等等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粗俗的看待这些问题。长远的看，这些很多是一时一事的东西，有的甚至是非常表面的东西。
　　生产力发展状况－－论经济实绩的关键。是看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居于国内乃至世界的最前沿，看其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看其是否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给一个地区树立了先进的经济思想、经济理念。
　　协调发展－－看经济实绩的前提。要看在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中时候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度。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无止境的，经济发展总有一个内在的度，这个度，最起码的要求是经济的发展要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不能采取剥夺、掠夺那种残酷的方式。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鳅鱼黄蟮永远也不能拉到一样长。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自然经济状况，这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自然差异，这种差异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不能借口协调发展为推卸经济发展落后的人为责任。
　　群众生存状况的改变－－看政绩的落脚点。是看要看那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存状况如何，看给百姓带来了多少物质实惠，生活、生存状况得到了多大的改变。
　　老布什1993年在香港有一句话：“真正的进步不能靠新饭店、奢侈品甚至速食餐厅来衡量，而是靠更长寿，更具生产力和更愉悦的生活来衡量”。这句话值得我们在衡量为政者的经济实绩时深思。
　　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是发展中深层次的东西，社会文化状况往往在较高层次反映为政者的素质，应该成为考核为政者政绩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地方邪不压正，民风刁蛮，治安恶化，那还谈什么政绩呢？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必定消亡，一个缺乏文化的社会必定衰落，一个没有精神的人群必定萎缩。精神的东西是抽象的和间接的，也是具体和直接的，这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教化，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急功近利是不能的，不能因为它的长期性和工作的艰巨性，而放弃对一群人，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培育。那样做了，就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