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绒花，是一支很美的歌。

这支久远的英文歌是外婆教给我的，那年外婆已近八十。

到现在为止，这是我唯一能流畅地唱完的一支英文歌，岁月流逝，它的旋律和词句，却不曾流走。

那是一年春节，家里准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联欢，连从国外回来的小舅一家也在内，是一次难得的家庭大联欢会。大家都准备了节目，还有许多的游戏，比如让做父亲的几位坐成一排，身子隐在沙发背后面，只伸出头来，脸上戴着自制的面具，只露出鼻子来，然后叫孩子们去认出哪个鼻子是自己父亲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外婆带着我和二位表弟一起排练了很久的这支歌。我们那时很贪玩，外婆抄给我们的歌谱总是被我们丢下而不用心练，外婆并不呵斥我们，从事了一辈子幼儿教育的外婆只是耐着心地教啊教，教到我们不好意思再贪玩时，总算是把节目演了出来。第二年，外婆就再也不能跟我们一起过春节了。这支歌只是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外婆生于苏州,清秀的面庞,小小的嘴,尖尖的下巴,典型的江南女子。却是生长在北京，她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妹妹到北京投亲。

外婆年轻时同时考上北师大和清华，去念了清华，可才念了一年多就因战乱停了学。可是外婆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弹得一手动听的钢琴。到老的时候她还戴着眼镜在看字体很小的英文小说。

外婆嫁给外公时不到二十岁，外公是个新潮的革命者，大家族的叛逆，那个年代就已经西装革履。结婚照上，外婆小鸟依人，穿着无袖的旗袍，头披婚纱，浅浅地笑着，和高她一头着白色西服的外公站在他们的新房门前。

婚后的外婆跟着外公做着地下党的工作。我的大姨妈在外婆的肚子里就跟着一起在当局的监狱里呆过。外公的父亲花了大笔银子把他们保出来后，他们去山区当了教师，还是秘密地做着很多革命的事，其间送了大批进步学生去延安。

建国后他们的命运仍是跟着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跌宕起伏的。

我记事的时候，外婆已是一头银发，很纯粹的银色。她已从幼儿院离休，家里已经是儿孙满堂。

外婆有江南人的爱好，爱吃鱼虾螃蟹，也有北京人的习惯，做面条，水饺很拿手。从小我就跟在她旁边吃螃蟹脚（那时候买个螃蟹不容易，家里人又多，身子不够分）吃鱼头，到现在成了习惯，吃螃蟹只吃大脚和钳子里的肉，有日子不吃面食就想得慌，鱼嘛，却怎么也不肯吃头了。

外婆常常哼一些英文歌曲,其中听得最多的是“桑塔露琪亚”和“雪绒花”。

外婆跟外公在家有时用英语对话，有时还说他们年轻时流行过的世界语，到我上了中学，能听懂一些单词时，外婆很高兴，对外公说：“小丫头听得懂数字了，咱们以后说钱的事可瞒不了她了。”

那时我一天一个雄心壮志地跟外婆说，我想考英语专业，我想考师范，我想做“鞠萍姐姐”，我想……就是不想照母亲说的那样去学医。到最后这些都只停留在了“想”上，外婆当初的支持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汗颜。

外婆的大书柜里有很多很多的书。外公去世后外婆就带着那一个家里最大的柜子住到了姨妈家。我也离开了外婆的身边住到了学校。每周回家，外婆会准许我带走她书柜里的三本书，下周回来再换。

外婆那时候腿脚已不太方便,不能走太远,大家就不放心她去外边了,可外婆还是坚持每周要去一次书店,离家不到一站路的距离，来回一趟小保姆陪着得花一个上午的时间。

外婆去世是冬天，正是我们几个孙辈寒假前考试的最后时刻，大人们瞒着我们。到我们考完回家时，外婆已经离开两天了。那天刚考完,就有同学叫我快回寝室,说我在外地的父母来接我了,我有点奇怪,却并没想太多，只是意外的高兴，跑回寝室问他们是不是出差路过呀，爸妈都只笑笑，帮我收拾行李。那天下着雨，一路上我因为兴奋话就说个不停，爸妈只是微笑地听着。快到外婆家时，爸爸叹了一口气，妈妈终于开口，扶着我的肩说“回去把这件衣服换下来吧。外婆不在了。”那天我穿的是一件大红的棉衣，象团火。我停了脚步一时没明白过来，却转瞬间又明白了，转身就急步走进了雨里。妈妈撑着伞在后面追，我再没说一句话。

后来外婆的那一大柜子书每个子女都留下了一些，孙辈里只有我得到了三本，不是分给我的，是我没来得及还回去的那三本，我说我想留着，妈妈说你留着吧。

到现在，外婆已去世十年。我要去墓地看看她了，一个人去陪她坐坐，静静地唱支“雪绒花”给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