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不知道自己应该算那里人。

我祖籍江苏，却生在广州，长在广州，高挑的个，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每当我瞪着两眼说：“我是广州人”的时候，从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广州人的认可。每当我用广州话和别人穷砍价的时候，对方常常用上吃奶的劲对我说着“煲冬瓜”（普通话）。

于是广州人说我是北方人，江浙人说我是北京人，北京人却说我是东北人。

其实，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是正真的广州人。

儿时记忆里的广州，只是高高围墙里郁郁葱葱的大院。每每和小伙伴们趴在墙头看着外面的世界，那叽叽嘎嘎作响的木屐成了广州人的唯一标志。记得第一句学会的广州话，也是听着墙外的人冲我们喊的一声：“细佬崽”。那时候大院的孩子们兴奋的什么似的，穿上磨着妈妈买回的卡拉板（木屐），脚下踏着点伴着合不上的嘴，不停的嚷嚷着“细佬崽”，神气非凡的显示着“我会说广州话了”，过了好久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十八岁那年，随着妈妈走进了地道广州人的家。那每当逢年过节就会象变戏法似的摆上了高桌的佛龛、灵位，那怎么也记不清的忌言、避讳。当我拧着脖子不肯举着香烛下跪，却要受着满屋人责怪的眼神，当我急的满脑门子汗也找不到“白油”，却要听着没多大点的“细佬崽”指着酱油瓶歪着嘴告诉我那就是白油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劲的嘀咕着：“我不是广州人”。

广州的女人多是被划为不漂亮一类的，当浩浩荡荡的南下美眉大军几乎掀翻了所有男人眼帘的时候，广州的女人们仍是那样的不紧不慢，仍是那样怡然自得的素面朝天。有一位广州女人的丈夫迷上了一位南下女孩，朋友们急要命，那女人含着泪盯着天：“那女仔只是要他的钱，给不了他一个家，我煲的汤一定会让他回家的。”果不其然，到了最后，那丈夫举着检讨书和保证书回了家。我问她：“他曾经不要你的！你知道吗？”。那女人笑笑看着我：“男人吗，都会犯这样的错，总以为外面的好，经历过了，他就知道了，他的心回来了就不会再跑的了。”

广州的男人，中不溜的个、深凹的眼眶、高高的额骨。刚开放那会，看着腰别着炸药包似的BB机，手举着板砖似大哥大的男人们，总觉得满大街都是间谍特务在晃荡。不少腰缠万贯的广州男人，却永远不会端着大款的架子，他们常常开着宝马、奔驰光顾着大排档，极有味的品尝着火候十足的炒河粉。

说到广州，就离不了个“吃”字。广州人不象北京人，嘴上的国事比家事大，据说北京的老太太，大早一起，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嘿，今天天气的能见度还行啊”。广州的老太太早上的第一句话多半是：“去那里饮早茶啊？”。广州人也不像上海人，面子比那肚皮大。当精致、伶俐的上海人把吃的挑剔放到酒店、咖啡馆的门面装点是否高贵典雅、风韵万千的时候，广州满大街仍是连刘姥姥都知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一般的大红大绿。只要是店里有吃客，门面的典雅与否多半是不重要的了。

广州人爱吃、会吃，天下闻名，夸张点的说法就是，广州人除了四足的桌子不吃外，什么都吃，据说有超过一千种材料可以变成桌上佳肴。“粤菜，以其取材不限、注重质和味，滋味清鲜、百菜百味、变化无穷，遂成为海内外最受欢迎的菜式。”可似乎吃过了度的广州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SARS让天下人的责难几乎都指向了广州人的吃性。可按我的感觉，被吃的对象也许会有所收敛，可广州人的爱吃绝不会因此减弱毫分。想想，这也不怪，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不爱管国事，历来就素面朝天的广州人，当然能把这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了。

广州的黄花岗掩埋了为共和之路倒下的先驱，当年无数的广州人也曾跟随着从中山翠亨村走出来的孙文浴血奋战。可从那以后的广州人就好像放弃了关注政治、跋涉仕途的兴趣。七十和八十年代，当全世界的目光两次都投向了天安门的时候，广州人的眼神仍是那样的平和。小摊旁摆着个收音机，边公然“偷听”着香港电台对相关事件报道，边忙着自家的生意，“再大的事情也不能不做生意啊”。广州人就是这样面对着国事、天下事。

不论广州人怎样的不愿意显山露水，可去冬的SARS，却让广州人猝不及防的站在了世人的面前。我们知道，荣誉往往伴着社会性的风险而至。这一次，广州人面对突发的风险事件和光芒四射荣耀时的态度让我为之感慨万分。

二月间，广州人恐慌的抢醋、抢药成了全国人的笑柄。可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在三月全国人大会上广东代表首先提出的“知情权”和“突发性卫生事件预警制度”提案。当毫不留情的SARS鬼魅般走向全国的时候，广州人已经选择了淡定。

不少外地的朋友打来电话：听说你们都发防毒面具了？

也看见BBS上有人说，现在去广州的交易会，政府官员为了防止影响，规定不让戴口罩。

可是，广州人几乎没有超过20％的人戴口罩，也从没有人规定不让戴或必须戴。三月间，我曾经问一位到我家收洗窗帘的小伙子：

“你怕非典吗？”

“怕也没有用的，一千多万人才有一千多人病，也不算可怕的，该你病了，躲也躲不过，没有的怕的，平时多注意就是了。”

“那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又不是去医院和人多的地方，干吗要戴啊？自己吓自己呢。”

也许，这就是大多数广州人当时的心态。

我曾在收看一次央视第四频道关于SARS的节目时，有一位北京医院的院长（可惜不记得是那间医院）在回答关于现在全国有许多病人希望到京求医一事时，他这样说到，北京的医疗设施是先进但有限，而且是必须先满足北京当地人的需要，对于外地人是否可以享受到这些设施，那是无法保证的。

当两位内蒙古的SARS女病人，以瞒报航班、瞒报家族病史，绕道北京来广州求医的时候。广州人宽容的接纳了她们。记得我曾为此愤慨，公司出纳，那位腼腆的广州女孩，却柔柔的说：“算了，既然来了，能救就救，反正多一人能救过来就是好事啊。”

当广州的医务工作者勇敢面对SARS的时候；当广州呼研所的钟南山院士告诉世卫组织的官员：“我们这里没有一人辞职，连一个请假的也没有！”的时候；当全军调集上千名医护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小汤山的时候；当听到钟南山严肃的说：SARS反映出当今我们有的医务工作者是不合格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此时此刻北京的那位院长是怎样掂量面前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又是怎样掂量“首都人”这三个字的份量！

看着那电视里传送出来的画面：一个若大的房间，坐满了一屋子的医院高层官员，而另一边是隔离病房里一身严密防护服的护士，听着这一方在庄严宣布火线入党的喜讯，那一方则是被泪水哽咽住了的铿锵誓言。是的，面对死亡威胁而发出的誓言是一种无畏和可敬。

面对荣誉降临的时候，来看看广州人的神态吧：

——央视的王志似乎是在诱导的追问张积慧，是一种荣誉感在促使着你们吗？张积慧两眼满是困惑，不解的回答：“什么荣誉呢？那些小护士工资不高，年底连奖金也没有，她们能有什么荣誉呢？只是一种职业的责任吧。”

我知道，当SARS研究需要血清的时候，广州几乎所有得过SARS而康复的医护人员都默默的献了血。

——凤凰卫视的记者寻问钟南山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后的感受，这位令广州人最引以为豪和信任的院士一脸淡然：“给我也是这么做，不给我也是这么做。”

当荣誉层层叠叠的压向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时候，钟南山又一字一句的指出，医务工作者要保持这样的荣誉，不要时过境迁，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老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护士，因为接受医院的安排到隔离病房工作，而致使胎儿流产，这只要稍一加工就名声大作的先进事迹，这可换取无数荣耀的经历，护士阿蓉流着眼泪哽咽的告诉记者：

“那天我一直没睡觉，反复考虑去还是不去，说真的，那时大家都很恐慌…….一方面还没到检查的日子，是否怀孕还不能十分肯定，……我可以找别人替我去，……说老实话，我情愿自己有事，也不要别人有事。我没有说的那么伟大，真的，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样想，这是很自然的。你想，要是别人替你出了事，你自己的心里内疚，怎样过一辈子？……手术室里，我躺在那里嚎啕大哭。”

记者问护士的先生，为什么不向领导反映？护士的先生平静地看着记者：“……谁让她是做护士呢？……这个时候去找领导的话，也是让人家为难啊。”

没有任何精心修饰的语言，也没有任何铿锵誓言的豪气，眼泪流出的是一种人性的真诚。这就是面对荣誉时仍是素面朝天的广州人。崇尚职业道德，这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的立足之本，在这些广州人的眼里心里被高高立起。

说真的，我希望广州人能向北京人靠靠，再忙着做生意，也或多或少的把天下大事放点在嘴里，好歹别辜负了公民的权力。说真的，我希望广州人也学着点上海人，要是悠闲里加点精致，性情里多一份雅气，那生命的质地也许能上一个档次，只是别精致的虚了就行。再说真的，我还是不喜欢广州凌乱无章、色彩斑斓的街道；我还是不喜欢老有广州女人穿着睡衣满街乱逛；我还是不喜欢广州那些毫无风雅格调之说的咖啡馆、酒楼、商场。我的广州话还是那样的常常跑调；我还是没全弄清广州人的风俗习惯；我还是痴痴依恋着我的江南老家。可要是现在有人再问我：你是那里人啊？我一定会笑着回答：“我是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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