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考验的是政治文明(ZT)
　　新华社4月20日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张文康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孟学农将不会再担任北京市市长。
　　4月20日，距离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也就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北京市确诊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5天前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报告中，北京市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数和10天前相比一个也没有增加。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北京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北京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首都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又哪里谈得上把控全面情况，尽责尽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为可恶。
　　根据高强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国务院一再要求北京市政府统筹北京市不同部门所属医院疫情的调查和监测，但是成效不大，而作为卫生部对北京市的防治也指导不力，最终公布的数字居然是国务院特派小组在北京各大医院挨个统计排查出来的，这难道就是北京市政府要建设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理论上讲，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我们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
　　2月12日，新华社首次报道广东发生非典疫情，称发生病例305例，死亡5人；
　　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
　　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张文康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3月31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北京12例，死亡3人；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4月9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北京市仅有22例、死亡4例；
　　4月15日，卫生部公布，截至4月15日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北京只有37例，死亡4例；
　　4月20日，高强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的病例已经上升到1807例，其中死亡79人，北京的病例突然飚升至339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
　　卫生部自身公布的数字如果是可信的话，那么不断上升的发病数也早已打破了张部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所作的结论，更何况还存在着他眼皮之下的瞒报漏报，这让生活在北京的，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北京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环境的同时，作何感想？而张部长和孟市长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频频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以及北京市的大中小学校和佑安医院的新闻报道面前又会作何感想？
　　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水皮也为我们的传媒在SARS报道中的无能而感到不安，在社会发生重大疫情时，作为大众的传媒没能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社会沟通作用和预警作用，这不是失职又是什么呢？但是疫情又岂是媒体回避就不存在的呢？相反，由于媒体的回避而造成信息不畅只会加剧社会公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抱怨，“欺上瞒下”的结果一来延误防治的战机，二来败坏政府的形象，三来误导政府的决策。
　　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务院“五一”暂不实行长假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群大面积流动和疫情扩散。但是4月6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召集各国驻华航空公司和旅游企业70余人通报情况时称外国人可以放心来中国旅游，希望在坐的能以自己在华的体验反驳海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的SARS疫情。在谈到国内市场的时候，孙钢表示“国内有很大的旅游市场，国内游大概占到我国整体旅游的70％，我们一定要把‘五一’黄金周组织好，借助这几千万人流动的七日长假，让全世界看到我国依然是最理想的投资沃土和最安全的旅游胜地”。
　　孙钢局长现在对自己的评论又能作何解释？
　　非典是天灾，是人类暂时还没有掌握防治的疾病，全世界截至水皮完稿之时已有4454例的报告，死亡人数达到204人。疫情的产生、蔓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什么必要去刻意隐瞒或者掩盖呢？又哪里就影响了你的政绩呢？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水皮只能把它解释为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本位”现象之中的本能反映、潜意识的反映，表面上看是报喜不报忧，本质上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分不清什么是政绩什么是良心，“政绩”和民心严重背离。
　　海外舆论对中国政府在非典疫情中的表现，一直有非议，这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为此感到愤怒，中央政府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为公众负责的政府形象。水皮真诚的希望，非典事件中对张文康和孟学农的问责展现的不仅仅是新政府的魄力，而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的开始，至于张文康和孟学农是主动和引咎辞职还是被动的撤消职务无关紧要。
　　非典，考验的是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