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念,故乡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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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心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一句久违了的老歌,把我忽然变得柔软的心轻轻托起,思绪便如翻飞的芦苇花絮,在回忆的清风中扑打着,飘忽着,然后一个转身,径直地飞向了二十六年前的那条小河,和小河边一个名叫曲河庄的小山村。
二十六年了?我惊讶地问自己。当我回头看着一个再版十八岁的我--我的已经上大学的女儿时,不得不承认,在转眼之间,二十六个酷暑寒冬已经不经意地从我的生命里飞过。
二十六年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从辽宁大连乘船到了山东烟台,从烟台又坐上一辆小吉普,带着简单的行李,一路白雪皑皑,一路如雪一样纯洁的心情,三个小时后,到达了烟台东部的昆嵛山区。我先是在一个连我在内只有四个知青的小山村落了脚,两个月后,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集中到了条件较好的知青点--曲河庄大队知青点。
曲河庄,三面环山,一面面对开阔的平地,一条公路东西划开,曲河庄就在公路的南面。曲河庄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小河,清澈丰沛的河水长年由南至北地穿过小村庄,村子的北面,有一片很大的芦苇地,美丽又实惠的芦苇给村民们带来了副业收入,也给村里的年轻人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僻静场所。
知青点的一排高大的红砖瓦房,就座落在村子和芦苇地之间,那绿色的屏障和不远处淙淙的河水声,把知青点的环境装扮的几分幽静几分清雅,在那个年代,这是一处很难得的地方。
知青点在我去的时候,共有男女知青二十二人。女知青们住在两人一间的东西耳房,男知青戏称为“东宫”、“西宫”。男知青们的“宫殿”位于整排瓦房的东西两头各一大间,他们是“群居”的。我们不象当地老百姓一样睡炕而睡床,这给成长在南方的我带来很大的方便。我们集体在果树园刨了一个月的树坑后,大家就被分散到各个生产小队去了,我却被选到村里的小学校去教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被选中的理由大概是因为我是唯一的戴眼镜的知青,再就是我说着一口武汉味的普通话了。
小村子里,小学校是唯一的知识殿堂,小学校长便俨然是知识的权威。我刚去的时候,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了一些考试,字词、文章,常识,数学,音乐,最后的结果是,把学校里最差的班级--四年级交给了我。原来的班主任是个公办教师,因为经常请假,学生的功课被耽误了很多。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接。同时,我还教三、四年级的常识和音乐。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这批人还是接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我们初中高中的教师,有不少是大学里面的“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中学改造的,我们也就近水楼台,基础打得还比较扎实。遗憾的是,从我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至今,我始终没有机会回去看望他们,心中这份感恩的情意,不知何时才得以表达。
后来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再教育时期。贫下中农的质朴、善良给我后来的人生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精神,也让我学会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韧不拔。当然,我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一方面对女教师的我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却极不重视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一方面向往外界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把族规辈份看成是天经地义。初生牛犊的我,也曾经摇旗呐喊,也曾经奋力抗争,其效果却是微之又微。
当时在知青点里,我是唯一的有星期天的,而且我不用做饭。点里的每个女知青都要轮流在点里做饭一个月,其实是美差,女孩子们都喜欢做。每月一次的知青休息日,大家在一起洗衣服,做好饭,开会,我因为要上课,总是不能参加。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有点脱离了知青的集体。不过,我尽量在星期天的时候帮助点里多做事,比如浇菜地,挑粪肥什么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点里的“老知青”组长有了较多的接触。说他是“老知青”,其实他并不老,他只是上一届的知青,因他曾经表示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入了党,后来招工就没有他的事了。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几乎没法深谈。
七七年的文革后全国第一次高考,看起来几乎是“老知青”唯一的跳板,他不顾一切地留在点里白天黑夜复习了两个月,最后终于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那一年,我也在准备高考,但没有考上。原因一是,我所教的班级要升初中,那年突然实行了考试制度,要求还很严格,我必须全力以赴让我的学生过关,没有时间复习自己的;二是那年高考的内容采用当地的课本内容,我学的是湖北教材,参加的是山东的考试,另外我报考的是英文专业。“老知青”组长后来说我当时是“大意失荆州”,还说我辜负了他对我的“照顾”--考试的那天他正发着高烧,但他还要骑自行车带我走七、八里地去公社高中的考场,当时经由一个土坡时,他蹬不上去,于是,我们连人带车滚进沟里,记得当时我们笑得人仰马翻,眼泪都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痛快的笑。--但是,他后来说,明年你一定要再参加高考,就报北京钢铁学院吧,我们可以再当一回同学。他如此肯定地说,是因为他认为我的理科比他的好,复习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两道数学题。很可惜的是,后来我被招工返城,所在单位不允许参加高考,此事便成了泡影。
由于我在学校里,所以我很少有时间回家探望父母。只有在春节的时候,知青点倾巢出动,全部返城,我所在的小学校也放了假,我才可以回家。这么一来,我上工的时间最多,待返城的时候,我成了知青点的“大财主”,卖去口粮,交了所有的费用,我又买了些农产品,还净剩99元人民币。在当时,15元钱可以作为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99元,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数目!点里其他的知青打着趣说:这下你回去娶女婿不用愁了!
我所教的班级,后来在区里的统考中,语文考了第一,数学考了第二,这是对我两年所付出的心血的最好报答。回想那些日子,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每日清晨五点,全体知青还在睡觉,我却已经洗漱完毕,匆匆赶去学校批改学生的作业;每天深夜,全体知青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却还在煤油灯旁读书、自学。有的时候实在太闷了,我就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听听夜空的声音。在夜里,不远处河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芦苇叶子在风中毫无怨言的窸窸簌簌擦响,天晴时候的星辰闪烁,都会给我增添些许信心。只是当年没有电灯,早晚让煤油灯熏,天天黑着鼻孔的日子,每每想起,仍是耿耿于怀。
在我们一行被招工的8人临行的前夜,大队部晚上给我们开了欢送会,学校也给我开了欢送会。回到知青点,我们又唱又闹地疯了一夜。可我的心里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凌晨我推开房门的时候,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站在铺满白雪的院子里,正对着我的房门,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我教的五年级班里一个比我仅小一岁的男学生。他说:“俺妈让俺来看看,老师有什么重的东西需要帮着搬的没有。”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我这才知道,两年的知青生活,两年的与贫下中农的朝夕相处,在我的生命里已经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离开,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欣喜了!天亮的时候,我们爬上了送行的敞棚大卡车,村里的人,学生的家长在村头围了一圈为我们送行。我们笑着向他们摇手告别,眼泪却悄悄地盈满了眼眶。车开了,当知青点的红砖瓦房,和没有被砍完的芦苇从眼前退去的时候,我们沉默了,谁都没有说话。
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历史用了两年的时间为我的知青生活划上了句号。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我思念曲河庄那条充满了生命力的小河,思念那里质朴的人们,还有我曾经的学生们啊,如今你们可是无恙?
200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