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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尴尬
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年，瑞典文学院发布公报，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一片尴尬后的喧哗，一些评论和反映折射出了某些人的心理不平衡。除了中国作协的政治化的、心胸狭隘的表态外，最典型的要属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上的长文《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
本世纪初的第二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2002年度的该奖项，同高行健一样成为中外出版界和文学界关注的新闻人物。这次国人依然尴尬，因为原来仅有的一家研究东欧文学的机构，于1996年寿终正寝了。目前“没有一个专业机构研究东欧小语种文学”，难以译介，“国内读者几年内都可能无缘读到凯尔泰斯的译作。”（2002年11月15日《燕赵都市报》彭志强）
高行健的主要著作，如《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我都通过别的管径读到过。从观感上讲，《灵山》颇为难读，何况我又不是专务文学的人。《尤力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是西方文豪的巨作，多年前我也开卷有益了一番，但终究没有读完就放开了手。这也摆明了：你读不懂或不想读的书未必不是佳作。这只能怪我自己的悟性或耐力太差的缘故。《一个人的圣经》可读性要好得多。《灵》与《一》的背景是中国的，思考是超越国界且直面人性的。瑞典文学院的公报有一段话，“在高行健的文艺创作中，表现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他是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而并不声称他能解释世界，他的本意仅仅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
反观《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一文，说“这次诺贝尔评奖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被用于政治的目的”，还把高行健的作品的价值观视为“张扬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其获奖被斥为“在政治上充当西方反动势力的吼天犬。”一个华裔作家因得了世界级文学的头彩，就由人变成了狗。中国大陆某些文人自诩的博大胸怀和嗅觉的超强敏感在此文中真的被描画得维妙维肖了。
但是，2001年11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终于有人开始为高行健“翻案”了。“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高行健获奖的事实，高行健支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态，值得文坛反思，高的作品及言论，势必成为日后研究的课题。”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界对高行健八七、八八年后作品的无知，是‘集体的白痴’。”他说：“是无法控制的权力，让我们这些吃批评饭的人暂做奴隶而不自知。”（《明报》2001年11月25日）
我钦佩直言者的胆量和风采。在这个忧患不断、危机潜伏的国度内，众多的文学作品在纵欲狂欢，在小我中醉生梦死，以狭窄的空间、混乱的语言、放肆的文体和浅薄的思想构成了文品、人品乃至于更大品格的缺陷。“集体的白痴”的表现之一就是自我的满足和骄狂的虚荣，以及对外在世界的的无知所产生的陡然的惊愕和泼妇的谩骂。
这样的“尴尬”如今还远没有了结。既然诺贝尔奖没有胡来，那么胡来是我们吗？不是，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一些占有了话语霸权的并要蛮横地代表“我们”的人。我想，我们在应付自我生存的同时，应该力争摆脱这种强奸民意式的尴尬了。
对于今年的情况而言，匈牙利语在国内肯定有人会讲，但这与翻译文学性作品是不能异曲同工的。就像汉语十几亿人会说，但像点样的文章却不是每位都能一挥而就一样。如果不是匈牙利作家获此殊荣的话，大多数国人对该国恐怕早已淡忘多时了。我们关注的首先是自己的生存状态，总在强调自我进步了多少并以此为大喜悦。这原本无大错，但别人的前行却被忽视了，就免不了像高行健与凯尔泰斯这般突如其来的陌生，更在这种陌生面前失语，进而羞臊得满脸通红。可笑与可怕的是，面对“脸红什么？”的提问，有人却恬不知耻地回答成“防冷涂的蜡！”这大概是万里长城千百年所赋予我们的独特的抵御“外侮”的功能。
两次尴尬，上次是思想上的，这回是技术上的。不讳疾忌医，才能有救济的方法，才不至于瞪着痴呆的却水汪汪的大眼睛说PCP肺炎与爱滋病毫无关系。即使国内暂时没有译介凯尔泰斯作品的能力，也不应该影响到读者先睹为快的。外国总会有世界其它语言的版本，如英、法、德语的译作出现，还可以转译过来。当然可能不如直接从匈牙利语译为汉语那样原汁原味，可毕竟聊胜于无。“国内读者几年内都可能无缘读到凯尔泰斯的译作。”这样的预言，并不准确。
大体准确些的预言是，如果老是这么“尴尬”下去，世界甚至连嘲笑我们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了。
二○○二年十月十六日 ※※※※※※ 准风月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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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还不亲自报名去学外语？ 或许也来得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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