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可能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却判若两人的缘故。判若两人，可能是源于内心的冲突和分裂，抑或是因为人格面具的更换。

　　一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不仅是因为生活场景的转换，而且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本性。鲁迅先生所谓“在羊面前显狼相，在狼面前显羊相”，这种摇身一变，体现了奴性的双重功能，正因如此，奴才做了主子，比主子还猖狂。本质上，其奴性并未减弱，见了高他一头的人

　　人一阔脸就变。在等级化社会里面，这种反差是立竿见影的。如果你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或者是不相信人会如此势利，拿过去穷亲戚、老同学、老战友、患难兄弟时的感情资本来和人家平起平坐，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和人家抗衡，给人家带来某种利益或体面，否则，你不必去蹭那顿饭，拉那个近乎。老百姓说，肩膀不齐不能站在一块儿，你如果肯掉架子硬要去攀附，那么，就必须要做好接受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你会发现，在飞黄腾达的旧友面前，回忆那些爬墙上屋、偷鸡摸狗的往事，会让发达者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尽管当年他是那么不起眼，甚至猥琐、下贱，劣迹斑斑，但是，今天他出头了，洋相了，神采飞扬了。虽然你觉得他人模人样，有些可笑，有些滑稽，但是，你必须表现出尊重和敬佩的姿态，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服不服气，你不能拿以前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地位决定了人的存在。看人下菜碟，虽然不够真诚，不够道义，但是，却符合经济学原理，因为这样可以降低人际交易成本，使其集中精力办大事。

　　我有个朋友，下海比较早，发了点财，当年的穷哥们来找他，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有吃有喝，走的时候还要带上点什么。所以，他在老朋友圈子里面口碑很好，大家都夸他是“苟富贵，勿相忘”的忠实实践者。时间一长，这老兄便有些招架不住，他想自己到底是在办公司做生意还是开难兄难弟俱乐部？这些穷弟兄除了揩油比较气势之外，几乎没有一点长进。和他们纠缠在一起，只能增加自己的惰性，使自己也变得和他们一样不思进取。他决定“变脸”，从此谢绝那些“丐帮”朋友的造访，取消对他们的“最惠国待遇。”于是，他从此判若两人。老朋友们愤怒声讨他的不义，不少人破口大骂：“你算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个暴发户么，你当年……”你骂你的，人家忙人家的。虽然落得个小人得志、忘恩负义的骂名，却摆脱了哥儿们的干扰，孤注一掷，潜心经营事业，结果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

　　可见，判若两人，有助于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但是，这需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把事做得太绝。当然，旁观者也要有自知之明，既然人家换了一副面孔，又何必那么死皮赖脸地往前靠呢？韩信死到临头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翻脸不认人的又岂止是刘邦一个人！

　　当然，判若两人不仅仅适用于那些洋洋得意的人。对于处于弱势的人而言，判若两人则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拿钱钟书而言，他在清华园里念书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批评家，人称“好批评，善批评，到处批评，逢人批评，随时批评。”(《清华校友通讯录》第4卷第1期，1937年)可是，在“文革”期间，他却一改往日的刻薄，沉默了下来。虽然也有拒绝参与“江青同志点名”的国宴之类的壮举，但是，他还是机警地发挥个人智慧“尽可能地适应气候”(《模糊的铜镜》，1988年)，从而成就了厚重的四卷《管锥编》。倘若钱钟书先生不运用判若两人的技巧，恐怕命运比顾准、张中晓等人好不了多少。比起那些出卖朋友、献媚权贵、落井下石的人，钱钟书的“判若两人”难道不是很可爱么？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