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当我一篇篇、一遍遍的阅读她的《传奇》和《流言》，并且知道收录其中的全部作品都写于她二十五岁前的时候，我不能不惊叹。那时，她对人性已有独到的、稳定的把握，技巧也已经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这样的早熟早慧，现代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现代女作家中，，有的以冷静、机智的观察见长，作品多少显得苍白、缺少情感的冲击力，如凌叔华、杨绛；有点偏重于自我的内心体验，却缺少准确的造型能力，如萧红。当然，能将性情的一端发扬出来，就已经足以自成一家。而张爱玲独特的魅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情与理在她的作品中打成了一片，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观照态度。

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情，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檫、摸索、闪避，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不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境界里来肯定，要不就就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而把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在的方面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的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它的人间性，在她看来，这一面才是更真实的。她是在男男女女的传奇故事中寻找着普通人，在男女之情中倾听着“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由单纯的言男女之情，升华到“世态人情”、“风俗人情”。其小说中，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经典的范例。

张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极为准确、稳定。她的言情还是她自己对悠悠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她的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个人怀旧之情——不论喜怒哀乐，纯然囿于个人情感的范围，而是升华为对整个人生的了解。“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特别喜爱《诗经》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的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的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的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的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的同时又保有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她对动乱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我们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又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而张爱玲最让我倾心的是独立。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她就是一个自觉的从经济上，从精神上站了起来的女子。当时那些时髦的女权主义着上街呐喊的目的不过是让男人让出一定的空间，从根本上讲，还是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男人身上。张爱玲则不然，她是自己给了自己无限的空间，完完全全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没有企求任何人。即便是爱情。她要的是能欣赏她，懂得她的知音。这个人要能够欣赏她的才，她的貌，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而胡兰成恰好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一个懂得她，欣赏她的人。因此，她的生活和情感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终其一生，她不曾背叛过自己。她个体生命的事件过程中，折射出一种真正的独立自强。

真的是个奇女子，有时候甚至觉得她好象不是来自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而是神灵放在这个尘世中的一颗珍珠。因为她是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独立特行，那样的不可思议。许多年以后，必然还有许多的人为她所吸引，为她而赞叹，而文学史上，也必然会有她尊贵无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