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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被称为“胡同”、在上海被唤做“弄堂”的,在我们这儿叫作“巷子”。古城的巷子不计其数,曾经是本城历史上的一道风景。而我,在一条这样的小巷里生活了20年出头。
小巷,由南北两条宽不过盈尺、相互平行的支巷和连接这两条支巷的一条短而宽的巷道组成。北边支巷里,还有一条“岔巷”,“岔巷”的顶端,便是我家。
当我们全家人向别人描述我家的方位时,便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人家:“门口有口井的就是!”那时候,小巷里没有哪家有自来水,吃水要么去远处自来水站挑,要么拎着热水瓶去茶水炉子冲——门口有口井,这是多大的便利啊!况且井水冬暖夏凉,冬天洗菜淘米汰衣裳暖和和的,夏天拎桶水“憋”西瓜凉飕飕的。而井台也成了小巷的“众议院”,热闹非凡。居民们议论的话题多是粮卡不够用啦,半夜里带着坏篮子到菜场去排队啦,最近剧场里演什么戏、书场里说哪段书啦,再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啦,话题层出不穷。
我们这个小巷里,多半是“太太”当家,这个“太太”不是指妻子,而是指“奶奶”。“太太”们也都“没有”自己的姓,总是随夫姓。人们区分不同的家庭,总是说:“这是李太太家的”、“那是张太太家的“(现在人们将”老太太省称为“老太”,小巷里的人们认为那是不恭敬的称呼,正派的称呼应是“老太太”)。像我们家,舅舅是“陈太太家儿子”,妈妈是“陈太太家姑娘”,而我,便是“陈太太家外孙女”。我的外婆陈太太,耳朵不怎么好使,讲话中气特别足,还喜欢“交际”,与门口邻居、亲戚朋友“人情世故”不断。为人很有主见,辛苦维持这个家,地位在外公之上,当然的“一把手”。也有点小毛病,就是爱在我面前数落我妈和舅母的不是。她的这类话,我从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她就常常夸我:“这个小把戏好,不欢喜盘鬼话。”而住南边支巷里的二太太,就非常随和可亲。她是个孤寡老人,她好像靠房租和亲戚的接济生活,却每逢过年都要来给我们发压岁钱(每人两毛)。我家的西北面住的是完太太家,少数民族。老夫妇俩摆个小人书摊,我过年的压岁钱,绝大多数都花在他家的小书摊上。老夫妇俩常常让我多看两本不收钱。等我上学认认得几个字时,就把门口的顽童召集起来用字块教他们认字,为“以资鼓励”,完先生还亲手订了一个小本,在扉页上用蝇头小楷写着:“奖给小华!”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一阵子。我家的东北面是一座旧式二层楼,楼下住着忻太太,喜欢吃斋念佛。因为个性有些孤僻,小孩子都有些怕她。但有时,她也给小把戏们讲讲戏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我就是首先从她那儿听来的。楼上住着李太太,她便是我市著名扬剧表演艺术家筱荣贵的母亲。当时筱荣贵和夫君张宝祯、女儿张金玲也都住在这里。筱荣贵有时也到井上来淘米洗菜,一口扬州腔和在戏台上一样,挺中听的。我家的东厢房还住过本市京剧团头牌名角张正梁。他和我外婆、我妈讲起话来一口京腔,“大姐、大姐”地叫得我妈不好意思。我的小弟弟们常爱模仿他的腔调说话。他有时高兴了,在厢房里还哼上两口。我外公和舅舅都是京剧票友。现在外公早已作古,舅舅每周还雷打不动去参加票友会。
在小巷里,如果这家只有两代人,那么当家的便被称为“大大”(不分男女)。我和巷儿头上刘大大家的女儿多多常在一起玩,后来玩恼了不讲话。有一天,她家屋子后面的毛纺厂突然失火,刘大大一家非常焦急。我摒弃了“前嫌”,帮她家往外搬东西,并建议暂存在我家。这样我和多多的龃龉就完全冰释了。
一晃我离开小巷又快20年了。那时的“太太”们已全部作古,“大大”们当然地晋升为“太太”,小巷的新一代已长成我当年的年龄,门口的井也基本中止了它的职能。物是人非,不由人感慨万端。小巷的幽深、古朴,永远留在了时光隧道的那一端。时代在向前,小巷也在抖擞精神,甩开步子追赶时代。
※※※※※※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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