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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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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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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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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 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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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咣当一下停住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了。是东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一百多万。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叶尼塞河交汇处，西距莫斯科四千公里，约是中苏两国首都距离的中心点。铁运、河运、航运发达，是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枢。作为西伯利亚地区工业重镇，主要的工业部门包括有冶金、电力、和机器制造。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研制人造卫星的太空研究中心，全球瞩目。有经验的旅客告诉我们，列车西行，沿途停靠的站次逐步增加，在感觉上气候也会温和一些，人口和工业的分布显然是偏重苏联的欧洲部分。每到列车到站，大家都会蜂拥而下，跑下去看热闹。月台上往往设有为旅客服务的售货小亭子，出售俄罗斯粗大的面包，糕点和咸鱼，苏联人是完全生吃咸鱼的。全付武装的苏联安全部队警员，在车站上度方步，长筒靴在雪地上嘎嘎作响。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外国人，同时禁止当地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到底是封闭的社会。的确不少苏联黄牛党试图从我们这儿买点什么去，他们对任何东西感兴趣，从衣服到墨镜，从收录机到圆珠笔，只要你愿意，可以用惊人的价格出售身上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只剩下你的裤头。一个苏联青年跑来，环视四周，用蹩脚英语跟我们谈生意，大成的人造皮夹克可卖一百卢布，可惜是他的御寒冬衣，无法割爱。车站外马路上，红色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行驶，三五成群的穿着毛皮大衣的俄罗斯妇女，站在电话亭和售货亭边，看着我们这群稀奇古怪的远方来客。
酒香不怕巷子深，事后我们知道，林先生和苏联餐车领班的白干交易，很有影响力。第二天，跑来个英俊高大的男子，风度翩翩，活像一个苏联将军，原来是巡视的苏联列车长。他很关心的询问我们的国籍和行车路线，然后摸出明信片和纪念章赠送给我们，明白事理的高，林和靳先生，立即回赠了一瓶二锅头和几盒清凉油。接下来，大家开始关上包厢门做生意。他买走了一只手表，二瓶高粱和三条牛仔裤。制服笔挺的列车长先想借我们的皮包一用，又怕目标太大，购买的物品一时不敢取回，表示要天黑才能来拿。最终大家约定，由中方给他送过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几个来到餐车，只见列车长坐在那里聊天，对其心仪的漂亮苏联女乘务员围了一圈，他在那里高谈阔论，装着不认识来客。我们坐下来，要了咖啡和番茄汁，开始谈天说地。列车长便扬长而去。靳先生夹着皮包起身尾随，剩下的人继续和餐车标致的女侍者，比划着插科打诨。不大一会儿，靳先生回到餐车，告诉大家，商品已经顺利成交，刚才列车长正在车长室等待他的光临。 东方列车上的故事继续进行中。苏联女乘务员也开始到我们这里串门，三三两两的，如过江之鲫。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纳了个天生尤物的俄罗斯妃子。如今亲眼目睹，不由得你不信。女乘务员都是青春焕发的妙龄少女，面部轮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肌肤白腻,眸子如同一汪海水, 秋波盈盈。她们身穿剪裁合体的制服，紧绷着丰满的体型，腰却很细，藕般的手臂，白皙的秀腿，那种成熟的风韵，既火辣又抢眼，漂亮到令人眩目。高，林和靳先生展示五光十色的商品，欢天喜地的姑娘们看花了眼，一问价钱，囊中羞涩，又爱不释手，流连忘返。最后，挑选了小玩意，如发夹，丝绸围巾。我们这些人中就数靳先生年轻，风华正茂，他说，“大哥们，你们拖家带口的，没有机会了，我可不同。”这帅小伙子发誓，一旦巴黎的定居搞成，即回来娶个亭亭玉立的苏联新娘。 到达新西伯利亚是下午的午茶时分，新西伯利亚是西伯利亚的最大城市，松散的城市建设点缀在辽阔植被和树林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很绿色，它是苏联人口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但是几乎少见行人。这里有全俄最大的芭蕾歌舞剧院，和最大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并拥有一些俄罗斯最好的高校和博物馆，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里居住着6500名科研人员。其实，新西伯利亚是后起之秀，近代崛起的新城市。沙俄时期的新西伯利亚，是重刑犯和政治犯发配流放的地方。列宁当年就是被沙皇禁锢在这里多年。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它也就是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步步紧逼，大批重要的工业迁移到此，成为俄罗斯远东军事工业城市。作为全国的依托，从此西伯利亚也就发展起来了。建设时期，很多苏联青年下放到新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当年中国知青建设黑龙江一个样。这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占世界前列，森林面积占全俄罗斯的80%。 随着列车的挺进，我们认识的人越发多了。有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小伙，叫武长优。日本和沙俄是宿敌，当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是沙俄蚕食亚洲的远东战略，为此，与其激烈角逐的日本和沙俄曾经过过招。我们问武长优这段历史，他说不知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爷爷当过苏联红军的俘虏，所以他的奶奶非常憎恨苏联人。一路来和他交谈，知道不少日本的情况，相对欧美而言，日本向来是个文化上较保守的国家，不过现代的日本青年开始叛逆，怀疑传统的理念，社会的拜金思潮还是主流，大阪有句见面语，用英语的意思就是，Making the money,很有讽刺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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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长优二十五岁，父母五十多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才十来岁，所以对战争的印象很淡薄。整个家庭住在京都的郊区，父亲是县教育委员会的公务员，母亲是当地旅游区的小旅店老板，实际上是到了夏季，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租出去的意思，类似我们后来在匈牙利住的Landlady。武长优本人是京都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去年开始到中国戏剧学院学习汉语。这次到苏联旅游。日本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但是，除了工作学习以外，很少迁移定居海外，除了日本是四面濒临大海的岛国，和很强的民族归属感以外，和其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武长优很羡慕我们环球旅行，根据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当时像我们如此潇洒阔绰绝无仅有，当然我们不会告之自己的真正目的。
无独有偶，列车上除了高，林和靳先生等汉族国际贸易商，还有一个叫萨迪克的新疆同行。他用一条马保罗香烟和高先生换了白酒，每到餐车，萨迪克总是请我们当翻译，因为有一次点鸡蛋汤，却来了一道猪肉汤，使这位伊斯兰教子民大为恼火。萨迪克随身携带五十万人民币的货物，堆起来就是座小山，目的地是土耳其，据说还要到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一游。 清晨，火车到达十分有名的秋明，是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城市，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储量居欧洲第一位。这里便是通往欧洲石油、天然气主干管道的中枢。如果俄罗斯一不高兴，掐断油气，整个欧洲都得遭殃，后来虽然超级大国当不成了，但是还是能源大哥，西欧还得看它的脸色，这是俄罗斯屡试不爽的王牌，不容忽视。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秋明就是西伯利亚商业和运输中心，二十世纪中期因大规模的油田开发，飞速发展。秋明建于中世纪，其特殊的名称有二说种法，一是据说以第一个开发此地油田的地质勘探队长秋田命名，一是据信来自于匈奴，意思 “万人之邦”，是因为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曾经在这里驻扎数万骁勇的骑兵闻名。如果不是蒙古兵的游击作风，维持到元代，可能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秋明一开出，我们又坐回到餐车去。结交了两个瑞典人，安德森是高速公路上的养路工，每年工作五个月，其余七个月逍遥。林耐是原始森林的看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在直升机上用望远镜瞭望森林，在我们听来，他们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打工贵族。据说，瑞典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就是要把苏联改造成那样的模式。后来我们到了北欧，才知道什么是高福利，即使美国也做不到那种境界。又跑来一个西德人，一口英语不咋地，但是表情丰富，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引人发噱。他在一家公司干了十几年，有一天突然发现应该抛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跑到广阔天地来了，他刚刚游历了整个亚洲。物质生活富裕到某种的地步，人的个性解放也就有可能发挥到极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中午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24年前原名叫叶卡捷琳堡。之前国际列车通过1777公里处的洲际界碑，从此由亚洲进入欧洲大陆，大家站着窗前，翘首以待此刻的到来。兴奋之余，突然间浮起一丝无名的悲哀，人类天生就有占地为王的绿林禀性，硬生生把大好河山划分为不同的洲，不同的地区和数不胜数的大小国家。如果造物主从苍穹俯视，原本挺好的一个蓝色地球，被亚当夏娃之辈刻画道道犬牙交错的界线，如此丑陋不堪，必定痛心疾首。“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然而后者的自私，贪婪和同类相残，和动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自然和动物界，不需要护照和入境签证，没有肤色种族的细分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纷争，更不要说针对同类的鄙薄，歧视，奴役和各种战争。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最大城市和工业、交通、文化中心，百万人口。二十世纪初是革命运动中心之一，这里有很多当年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的故事。叶卡捷琳堡是俄东部地区铁路及航空枢纽，重型机械制造基地。这里的高等院校和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密集，并且很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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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的出租车在莫斯科积雪泥泞的大街上，摇摇晃晃向前奔驰。严冬季节灰蒙蒙的天色，无疑夺走了这个共产主义帝国的生气，不过，俄罗斯风格的雄伟建筑和宽阔异常的马路，不失壮丽的气势。说实在，我很喜欢俄罗斯和莫斯科。莫斯科人很注重仪表，衣着整洁。在冰天雪地之中，漂亮的妇女，厚呢子裙，脚穿长统靴，身着毛皮大衣，是莫斯科冬天的一景。不过莫斯科酷冷，男女老少都戴帽子。俄罗斯的文化，教养绝不次于西欧那些暴发户国家。想到俄罗斯的文学，科学和交响乐，看着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禁肃然起敬。它后来的没落，实在匪夷所思，或许国运不济，但是我坚信终究有重生之日。很多年轻人的打扮很西方化，奇怪的是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实在无法恭维。苏联有世界上一流的工业，科学和艺术，也就是有世界一流的脑袋，就是搞不了轻工业和民生工业，是很滑稽的现象。莫斯科的私家车普及率很高，大多数是本国制造的伏特加。不像中国，几乎见不到日本和欧美的进口汽车。
到了基辅站，经过一场马拉松的讨价还价，高先生让一群在车站前兜生意的搬运工，把他的超级行李运进候车大厅寄存处。我们即用自备的折叠手推车，把自己的行李送进去。当即我们在设在车站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签票，令人惊奇的是，旅行社人员几乎不通英语，我们汗流浃背的比划了半天，再加上高先生的限于十位数的俄语翻译，还是无济于事，正在发愁犯难之际，一位好心的苏联男子帮了我们。康斯但丁和我们同路，一口俄罗斯口音的英语，是苏联驻匈牙利办事处成员，父母和妻子都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四岁儿子，另一个正怀在娇妻肚子里。他的出现，一切困难迎刃而解。以后有了他的护驾，一路顺风顺水。 基辅站和雅罗斯基车站的候车大楼，是那种莫斯科比比皆是，厚重雄伟的古老建筑，高大的圆柱，拱形的天顶，四周是典型的俄国风格的壁画和浮雕，看得出有不少年代了。这些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的艺术，却也能够与供客人消遣的闭路电视，现代化的酒吧和红色政治宣传画奇妙协调。当时的苏联是物质匮乏，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我们会毫不陌生的发现商店前的长队，生硬甚至无礼的服务质量和无所不在的红色标语。接下来我们开始搭乘地铁逛莫斯科重要景点。 莫斯科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欧洲各国的都市，大都修建有地铁，不过没有哪一座城市的地铁能够和莫斯科的相媲美。莫斯科地铁有一百五十个车站，五百部电动扶梯，地铁的深度，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每座地铁站都有独特的风格，经过众多的建筑艺术大师的设计和手笔，简直是超级地下艺术殿堂，集建筑、装饰、绘画、雕刻、与叹为观止的工程为一身，是俄罗斯深埋在地下最大的宝贝。莫斯科地铁自动扶梯速度惊人，直立着迅捷地坠落，回头往上看，已经远离视界，往下看，幻觉自己被潮汐力牵引下沉，就像一名探险的航天员和恒星一起向内坍缩，弯曲时空作用到头与脚上的引力之差，使自己的身躯奇异地拉长，飘向深不可测的黑洞奇点。一刹那间，产生了将要到达临界区域和时间终点的恐惧，想起诗人但丁针对地狱入口所叙述的：“从这里掉下去的人必须抛弃所有希望。”然而到达尽头的一瞬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拱门通道将人引入由圆柱和方柱支撑的大厅，穹形顶壁精美的浮雕和吊灯，墙面和地面铺以贵重的红白相间的大理石，在华丽水晶灯下，以著名文学主题，配上历史人物的雕塑与巨型壁画，显得富丽堂皇、气度非凡。一路上观赏这座地底下的罗浮宫，着实为俄罗斯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所震撼。地铁艺人的表演，颇有水准，手风琴，提琴和铜管乐器的优美旋律，回肠荡气，余音绕梁。 红场位于红线，绿线以及蓝线的地铁交叉站附近。出了车站，我们可来到这个世界闻名的广场，令人吃惊的是，与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相比，它只是个袖珍广场，显得狭小，紧凑，地面是由典雅的条石铺成，十分古朴。 红场南面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属东正教，修建于中世纪，8 座小教堂拱卫中间大教堂，总共九个金色打底的洋葱头穹窿，五彩缤纷，错落有致，在欧洲教堂建筑艺术中，其风格色彩运用之大胆，无疑异类，独树一帜，但确实是精美的组合。当年的伊凡雷大帝，为了绝版这样漂亮的教堂，让侩子手挖去建筑师的双目。传世的奇葩瑰宝，往往是用鲜血浇灌的。 东正教是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派别，是指继承东罗马帝国基督教衣钵的教会，是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和领导，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正教会是东正教最强大的教会。中世纪发生了基督宗教大分裂，分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东派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争夺权力，为了谋求居基督教世界领导地位，罗马教廷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看来自称为上帝的代理人教会，历来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怜的是被愚弄的，如同草芥的广大信徒。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仪式是对教徒思想发生潜移默化作用的重要手段，因此东正教讲究宗教仪式。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拜占庭教堂的建筑艺术独占鳌头，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筑的模板。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内部的陈设，有俄罗斯正教独具一格的风格：布置有大量的国宝级的圣像，画像上面的历史人物，大多是东正教崇敬的基督教圣徒。即使和意识形态大环境格格不入，还是看到圣殿中黑压压一片的善男信女，聆听东正教神甫的布道。据说和“均需独身”的天主教不同，东正教神职人员没有严格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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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意大利当局宣布大赦法令，凡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前进入意大利国境的非法居留者，均可登记和申请合法居留权，所以就有了难得的商机。国内持有空白护照的人，可由专人负责，先进入东欧，然后经由奥地利暗度陈仓入意大利，条件是除了盘缠自理以外，必须预付一半费用，到达意大利再缴纳余下的一半，这次行动共有数百人之众，大部分均已提早顺利到达目的地，其中却有三个年轻人出了点意外，姗姗来迟，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全球化的开始，也意味着进入国际人口流动的时代，非法移民也是其中一部分。人类有时远不及鸟类，可见否动物界有领土，领空和领海之分？南北迁移的候鸟更不用随身携带护照签证。欧洲非法移民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西欧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需要外国移民，要大量的引进外籍劳工，填补劳工市场上的巨大缺口，若要保持欧洲国家目前的社会福利水平,就必须引进外来人口; 在西欧国家，雇主雇用一名黑工费用仅是合法劳工的三分之一，为降低成本大量雇用非法移民越演越烈，合法劳工反而失业需国家救济，国库有关税收告罄；过去的年代欧洲国家有不少海外殖民地，相继独立，但是大多贫困潦倒，食不果腹的流民跑到前宗主国成为常态。接受历史上从属关系的领地子民，可以满足昔日君临天下主仆恩泽的强权心理虚荣；同时顾及数目庞大的移民裔国民的选票（如人数众多的北非裔法籍和土耳其裔德籍的政治影响力）；再加上西方人道主义原则，维护人基本权利的民间组织强大压力，也就有了非法移民大赦。 所谓“大赦”，古今中外有之，如新王登基婚娶吉日，将罪犯赦免出狱，帝王大赦天下中国历史屡见不鲜。非法移民偷渡入境，或逾期不归者，根本无罪可赦。“大赦”宽恕之意，把本来应该拥有的自由还给人们，和宽恕又有何干？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授予移民合法居留权。 虽然大规模的大赦，只能给欧共体带来无止境的移民浪潮，西欧国家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心理期待，成为四面八方的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的原因。但是大赦对遏制非法黑工有好处，黑工变白，黑户口阳光化，大大增加纳税人口。两难境地和西方实用主义有因果关系，没有两全其美。政 治就是妥协，欧共体各国当局所为只能是对非法移民的大赦，已经进行了多次，可以预计今后也会继续下去。 中国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浙江,和两地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网络有关,也就是物理学的增殖效应，中国人的血缘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关键，每一个出洋人是移民网络潜在的新击点，由此可能连接一大串步后尘者。一个海外青田华侨社区，人们往往相互认识，以前来自一个乡镇，一个村落，甚至左邻右舍，同宗同姓，七大姑八大姨，说起来都扯得上亲戚关系，就像把整个宗族，原封不动从老家搬到欧洲。一个朋友告诉笔者，他原先打工的佛罗伦萨，同姓同宗的就有上百人之多，而且都没有出五服。 三个年轻人在国内得到匈牙利签证，在首都机场登机却被边防给挡了回去。原来之前有部分青田老乡，率先到了南斯拉夫，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没有和前来接应的人联系上，这些来自深山老林的农民，既不会外语，又一名不文，流落贝尔格莱特街头，饥肠辘辘，到了几乎乞讨的地步。南斯拉夫警察发现了他们，找来了讲普通话的中文翻译，还是语言不通，老外的中文翻译哪里懂得中国地方方言，结果请来了中国使馆协助，最后才知道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此令人难堪，只好遣返中国。因此外交部十分恼火，通知各大口岸边防检查站，凡是持浙江籍贯护照的，即使得到某些有效外国签证的，也不准出关，以免跑到外面丢人现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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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大成艾艾地说，“你也看到，奥斯陆的居民十分富足，心地又很善良，不如从明天起，我们俩上街头行乞，”他接着解释道，“乞讨本是佛教语，古代和尚托钵以求布施，落落大方，况且我们是迫切的求助，不是因为可怜。”他说的那样高调，试图说服我，听者心头还是不免一阵刺痛。 我沉默了半响，说，据《朝野佥载》记载，唐朝巧匠杨务廉发明了木制的僧人，拿着碗说：“布施！” 自动行乞，市人竞相围观，生意兴隆。杨木匠之所以用木偶代替自己，恰恰说明行乞也是有成本的，就是人的尊严。作为生活体验，不要说当乞丐，即使打劫也无妨，但是如果作为生活手段，我反对。我们有劳动的能力，就不会没有生存的希望，伸手讨乞不仅感情上过不去，要紧的是使人堕落，会因此丧失运用正常生活手段的愿望和本能。 大成认为，生活就是要不择手段，主要的障碍是所谓的羞耻心，负疚感诸如此类的东西，勇气来自于打破陈规。我们双方都很激动，最后谁都没有劝服对方。撇开意见分歧不说，不同寻常的话题和争论，表明我们走投无路的非常困境。 第二天，大成一早外出，虽然没有明说，我心里很明白。黄昏时分大成归来，他不说什么，我也不问什么，只是从他的复杂神情，透出几分难以掩盖的压力和焦虑，我相信，即使他真的实践了什么，（虽然为之佩服其勇气），现在他至少开始怀疑自己，反思因而付出的代价。 不久，我们偶然找到一条生路，争议也就自然消失。在奥斯陆，没有巴黎那样繁华的夜生活，也没有维也纳那样密度的文化场所，地处靠近极圈的寒带，北国的峭寒和漫漫的长夜，蹲酒吧站舞厅泡饭店，成了消遣最自然的选择，人们在那里畅怀尽兴，一醉方休，酒精饮料是常规的助兴之物。夜幕降临的大街小巷，东倒西歪的醉鬼，比比皆是。人行道上，绿化带边，各个角落都丢弃着无数的酒瓶。我们和柳太太到购物中心，发现一种酒瓶回收机器，顾客们把空瓶挨个放入，可以根据电子记录器显示的数字，从结账处取得款项。我们触发灵感，收集酒瓶应该和劳工法没有抵触。柳太太说，这是好主意，实际上早已有人用过此法，早年航木匠生活拮据时，就曾率领一家大小开风气之先，驾着一辆小货车，走街串巷扫荡酒瓶。既然有了先例，我们操起这个“自由职业”，拾荒总比乞讨来得体面。 接下来要解决物流问题。在马路边，树丛中经常可以发现不上锁的自行车，原来在这里，自行车是作为春夏季健身之用，隆冬来临之际，往往被随手丢在遗忘的角落。我们得以挪用充当运输工具。看着这个路不拾遗的朗朗乾坤，开始很有负罪感，毕竟是有偷窃之嫌，况且寒冬的挪威，根本没有人骑自行车。二个亚裔男子，蹬着上下挂满酒瓶的单车，纵横奥斯陆城区，可想有多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