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栓已经四十九天了。

痛苦漫长的四十九天，一个在努力恢复自理能力中拼搏的我，今天终于有些疲备了，看着阴沉的天和摊着的四肢，真正无奈何地将僵硬的四肢尽可能舒服地放在北方还散发着热量的土炕上，终止了这几天一直无休止的康复训练--机械地时复一时的走路。

尽管我健康时甚至一次也没有丈量过我住了十几年的屋子，这些日子却丈量了几百上千次的屋地：东屋的东墙根贴墙书架下经过厅堂到西卧室西墙根后到北墙下一共是十五步，西卧室北墙下后辗转经过厅堂到东卧室东墙根贴墙书架下一共是十五步。虽然步子大小已无规则，没了健康时的步幅规律，一忽儿是八十几公分，一会儿又是七十几公分了，有时甚至杂沓踉跄着十几公分了，但它的客观尺度从它建成的那一天就在那里了，一直没变。

每天五十次来回，有时还要给自己加量，也许要到六七十个来回。

四十九天，五十个来回，两千多个来回，七万多步。不多，对一个健康人来说，这一生说不定要走多少个七万多步。这七万多步可是我从没有迈步意识开始的第一步迈起，到有迈步意识，到用力走出第一步，到现在。

这个就是我得病四十九天的收获，一个脑血栓患者的真实收获。

当然这不是我四十九天的唯一收获，我收获最多的应该是我那从患病就异常清醒的头脑，它从我的肢体被拴住那一刻开始就异常活跃。也许有些夸张，但我确实是这样感受到的。

也许世界丰富，也许世事太忙碌，也许平日里关注的太多，我确实在平日里没有想过这么多，想过这么多这些问题，虽然这些本来应该想到的问题。

我想到了工作，想到了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想到这里，我都觉得烦。本来是一名退下多年的有聘书有资格证但连教书机会都没有的教师还想工作的事，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烦得慌吗？

我确实烦，一生中真真实实地感到烦得慌。

那是我工作最得心应手的时候，在一所普通高中当校长。那是在该校做第六年校长的时候，也正是学校各种关系理顺的时候，学校教学和管理正处于巅峰状态。学校高考升学率从可比性上第一次超过了同县的省重点中学，从指标上，升学率是这个时候唯一可比的，所以我才拿它说事。升学率高了，生源就充足了，教职工的福利就高了，校长地位就上去了。这就是那个时候吃我们这碗饭的食物链，也是我那时能做到校长这份上的潜规则。

今天，我想到的却不是这些，这些曾被人传颂成超越本校"草原上一面红旗" 的政绩。这些天我唯独没闲着的大脑一直在做着一件事--"日三省乎己"，也就是在工作真正闲暇之余，检点一下曾经的工作，尽管做不到"省乎己"了，也许还能做到亡羊补牢，或许只能做到添乱了。

记得那一年，我好像开除了一名学生。学生名字我真的不能说，我不能让它像那年校令公布时那样再伤害一次那个学生。那时的学校正是因为管理严格才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学校也是从严治校的起点出发，才一步步走上正常秩序的。那时开除一名学生很正常，所以那次开除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就像这件事时隔多年逐渐被淡忘一样。

蓦地，这件事在事隔十几年后突然回到了我的记忆。这是我日常处理的工作中的很多件很多件中的一件事情，它真的很重要么？它为什么能在十几年后一个不关乎自己什么事的今天再次回到自己的记忆？

这就是因为自己现在才能以真正的平常心来考虑这些问题了，自己十几年前的那种功利心经过十几年的磨砺已经没了当初的锐利，很多事情都能够换位想想了，也愿意换位想想了。假如，我当年就从那个学生的角度想一想：我当年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然被学校开除了！我

还会开出那名学生吗？还会在那分校令上签下我的那几个曾引以为傲的字吗？

十几年了，我不会因为我有了一份稳妥的工作而安心，在我的心的那一头又添了一份内疚：对一名曾经的学生的内疚。就因为我是校长，就因为他是学生。十几年了，那时我可以根据班主任和政教主任汇报上来的材料武断地判定他学业上的死亡，可他却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难道我那时就没有看到那位学生的不满吗？那时我读到了那位学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我干什么去了？难道我连听他一声答辩的时间都没有吗？我真的就那么忙？还是那时真的就觉得自己很高贵，很有权力感？现在问：当年那个被开除的学生如今怎么样了？你想想我的当年的校长大人啊！他会怎么样？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你可以在十几年的今天或真或假地说上一句：对不起，亲爱的同学，你错不至此。但你想到了吗？一个无辜的生命就因为你当时的一个无心之错，白白地被剥夺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呀！一辈子有几个十几年啊！

这就是我十几年搅动不安，在一个患上脑血栓久病不愈的清晨，将自己尚未冻结的思想记录下来的原因，也算是对自己十几年安逸生活的逆反，对自己那个年代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的评价的自我否定，也算是对那些比我还年轻就工作在自己岗位上的后来者的一种忠告：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工作。

现在，我唯有叹息，脑血栓来得太晚了。

201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