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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元2009年7月24日，就是吉林省委作出决定，责成吉林省发改委国资委责成建龙集团第二次抢劫通化钢铁集团时，工人们高喊"建龙滚出通钢"的那一天，已经下岗多年的我独在大街上，为下一顿饭没有吃的而犹豫徘徊，是否去做鸭的时候，遇见于丹，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陈国军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陈国军君出事前就很害怕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写的关于下岗工人如何生活艰难而哀嚎不止的文章，大概是因为言辞太过激烈之故罢，纸质媒体一向是封杀的，而论坛上也一向多遭删帖和屏蔽，能看到的人于是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毅然回帖反驳的就有他们；他们总是将我对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个人财富的质疑痛骂为怀有国有情结的卖国行为。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鼓吹私有化者毫不相干，但在下岗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 "因为私有化而下岗的 人最幸福"的鬼话，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全国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在无助的哭号和国人对于私有化的咒骂声，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之类的阴险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下岗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鼓吹私有化者的灵前。 （二）真的猛士，敢于高声呼喊："我要在3年之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敢于拿钱向弱女脸上猛煽，公然说出"我拉一车钱来砸死你！"，敢于说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百姓说话"；敢于公然给官员发车补房补；敢于公然开胸验肺，草菅人命；敢于哀求杀害我3500万同胞的日本鬼子的后代将心比心。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鼓吹私有化者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生活而且每天遭受下岗的折磨；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陈国军君自杀也已有一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在众多被私有化的国企厂家之中，吉林通钢原是我的民族产业救国偶像。偶像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它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偶像，是为了那些怀有国有情结的工人为了避免下岗有愤然高声一呼应者云集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 私有化的名字第一次为我所见，是30年前各种媒体狂轰滥炸的宣传里；然后是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樊刚这几个中国私有化理论权威猛烈忽悠当权者的结果。后来的 事情就见怪不怪，很平常了，工人们下岗之后可以做任何事情，男工可以拿起斧头和扳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女工下岗不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但是这一次通钢的私有化进程竟然遭遇如此之大的阻力，则是中外的私有化鼓吹者和侵吞国家财产者所没有料到的。工人们起来了，他们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是论战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建龙集团第二次想侵吞通钢，工厂停工，工人下岗，我才见他们虑及自己企业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我在25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通钢工人庆祝联欢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吉林国资委宣布，鉴于年薪300万的总经理陈国军君已经跳楼自杀，建龙集团永不再参股通钢集团，通钢集团每月几百元工资的工人获胜了！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陈国军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全体通钢人民的企盼中倒下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他的尸体。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声讨，简直是敲诈，因为已经有人声称要为私有化而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陈君索赔了。 但有关部门就有令，说通钢工人是"不明真相""怀有国有情结！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通钢工人是被人挑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他，陈国军君，那时是欣然前往通钢赴任的。自然，私有化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结局。但竟在自己的管理地面上倒下了。第一次重组时工人们先是上访，然后是劝回，再然后是建龙见亏损撤出，但是三年后的现在建龙见通钢盈利了，于是在吉林国资委和发改委的无条件合作下，通钢被私有化，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考虑工人的利益，于是工人们开始闹革命了，于是陈国军君便即倒下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陈国军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他的尸体为证；四川自贡那一对被私有化的大潮所抛弃的下岗职工夫妇确实上吊自杀了，有他俩的尸体为证；但是四川自贡的当权者们硬是不明白，为了掩饰此事而宴请省报记者时，那个女记者为什么嚎啕大哭！当下岗职工们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杀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毛泽东领导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新中国解放三十年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创举，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私有化鼓吹者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企业的倒掉，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千万下岗者正义的呼喊。时值全盘西化、全面私有化改革的最后攻坚时期，来自"极左"势力和大众群氓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精英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我们精英继承和发扬了陈国军先生这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被我们所克服吗？ 然而既然有了劣迹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有人说过，"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三餐饭，重上井冈山。"倘若如此，也就无话可说了。 （七 ）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有关部门"竟会这样地反常留情面，一是下岗工人为了自己的饭碗如此齐心协力，一是鼓吹私有化的无耻之徒竟如是之下流。 我目睹中国鼓吹实施私有化改革者的办事，是始于30年前的，虽然不是全部，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私有化者的勇毅，虽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造，压抑至数十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陈国军君的 死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会更加勇猛地实施私有化而置工人于不顾。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陈国军君！ 【后记】 鲁迅是希望人们忘记他的，那说明我们还活在人间。可如今为什么越来越的人想念他？反衬这似乎还是"非人间"吧？ 渔家傲·通钢工人礼赞 穷了工人富了叛， 工人怒气冲霄汉。 泪满通钢炉火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陈帮办。 下岗工人重洒汗， 钢炉滚滚夜才半。 唤起工人千百万， 同心干， 钢水钢花红烂漫。 【参考】《工人的拳头为什么硬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年08月06日 暴力在七月创造历史。一个总经理的死中止了一项大收购。 上任仅一天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据说因为说了一句狠话--"要用6000工人取代现有职工，所有通钢职工都要回去种地！"而被工人们乱拳打死。《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记者在当地走访多人，却没有一人表示亲耳听到陈国君的这句话。"这使得陈的死变得更加无辜。撇开死因不谈，如此惨烈的事件一定有更复杂的动因。 网民大多倾向于支持发威的工人阶级。出自权威之手的评论，则为国企改制的受挫而郁闷。 结果已经不可更改。这是最坏的结果，不论从谁的利益出发。但为何却被工人们视为一场巨大的胜利？ 诗意的理解是，这是他们在张开嘴的资本巨鳄面前本能的防卫行为。他们已经觉醒，在屠宰台前，无辜的羔羊愤然反抗，举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制止。拳头和石子落在陈先生的肉身上，他们打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憎恶的阶级。 暴力乃最后的手段。在这样的结果面前，谴责显得特别无力。 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庄严地评论道："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这不是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而是一次有关社会公正的冲突。" 如此这般，奋力反对这样的"改制"，自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社会公正"是一个宏大用语，鉴于特定的抗争对象，我想指出他们所追求的公正的其他一些含义。 最容易理解的是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尽管虚幻，但却有实在的好处。大锅饭体制使其能得到生存的基本保障，谁也无权开除自己，剥夺自己按照规定应得的东西，只有在这个体制内，他们才能享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们与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联系，也是制度认同的基础。 他们具有天然的与企业同命运的意识，这是他们心血浇灌的工厂，青春与生命流逝于斯，企业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体制内，大家如鱼得水，效益好坏与收入待遇并无多大关联。这样的日子，在全球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尤为难得。他们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这从接到重组报告高层集体辞职的举动就可以看出。重组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抗议现场，有人打出"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横幅，退休退养职工高声呼喊"建龙滚出去！"，在体制内，也有不公和黑暗，他们或许也经常进行人际斗争，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那些芥蒂已经迅速消失了，他们仿佛亲人般挽起手，一起驱赶外贼。他们不能接受外人支配这一切。 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资本进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追求效益的考核分配制度，让他们很不愉快。管理者比工人多拿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钱，工人丧失了从前懒洋洋的平等生活，被压迫的感觉异常强烈，再加上担心被淘汰，诸多因素促成了反抗的冲动。 沾上国家二字，就能享受特殊利益，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遗留的国企心态与生态，注定了改制是艰难的。 在此意义上，断定通钢事件重挫国企改革是有道理的。或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其连锁反应。一大批被强力压制的改制国企员工，极有可能效法通钢工人的做法，在各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追求效率的改制，如果一味变成将国企推向资本的怀抱，其结果是可怕的。改制的制度设计，职工权利的保障，对进入者的刚性约束，都应在主政者考量之列。大锅饭断奶的过程是痛苦的。国企职工须有接受现实的心理准备。政府及利益攸关方须有完善的方案，做好事的诚意，以及耐心沟通、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整个事情的进程若不遵循公正、透明的原则，又缺少或有意剥夺职工的参与权，终将酿成惨案，最终造成多输的局面。 此次事件可供反省的地方颇多。最为有识之士诟病的是现在的无组织状态。代表个人利益组织的缺失，最终使其不能行走在理性的轨道上，权利得不到宣示，暴力就出现了。胡舒立女士指出，"国有企业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代会或其他）如何脱离经营者控制，成为真正表达工人诉求的自主性组织，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政府多年的防控化管理，造成整个社会无组织的状况。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四大组织，早已蜕变为执政党的组织和细胞，劳动者事实上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况。在国企里障的弱势地位。无组织，平时当然不易起事，一有风吹草动，一步就走到极端，因为没有谈判之可能。如不能合法合理地抗争，就必然以暴力手段血腥地报复。一粒粒微不足道的沙子，瞬间就能凝聚成无法控制的力量，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个体到群体的转换非常短促，难以琢磨。而且，事后惩罚，抓领头羊替罪羊的做法，将使反抗更加出人意料和暴虐。 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沉默不语，不--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时代周报》的报道，在被建龙重组后，"高层拿着高薪，员工则开始被频繁裁员、减薪"。差距甚大的薪酬制度成为不平的导火索，通钢工人就怨气丛生，进入2008年，干群关系直转急下，在食堂开饭前，职工必高呼两声"建龙滚开！"被边缘化的群体最终会发出自己不同寻常的声音。 通钢事件的教训在于，职工丧失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所有权利，资本与权势肆意的侵吞瓜分，最终导致了暴动。 当局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常常有一种心态：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出动几个警察就能震慑住；当局面失控、群情激愤之际，则惊慌失措，为保乌纱帽，就出人意料地脑筋急转弯，高调宣布顺从"闹事者"意愿，甚至许诺更多"闹事者"原本不敢想象的条件。通钢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推翻了自己的决定，煽了自己一记耳光。这种权宜之计已经成为杀手锏，屡试不爽。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这般就更改了政府的决定，这究竟是原本的决定有问题呢，还是仅仅因"出事"所迫？如果是前者，那只能说明出台时的草率和儿戏；如果是后者，即仅仅因为极端事例发生而立即改弦易辙，那势必造成一种最坏的效果：不反抗则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本应合法进行的博弈演变成恶力大比拼，谁狠谁有理。最后，事情平息之后，秋后算账，算得信义全无，为下一次更强烈的骚动打足了气。 改革从一开始要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便是怎样安排躺在社会主义热被窝里的人。最痛快的买断工龄，难伺候的养起来。最不好对付的就是留下来的这批人，从一个大锅饭体制转到私有化体制里，顽固的国有身份意识，使其难以适应竞争，优越感与失落感并存，好多人往往会成为新企业的破坏性力量。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执法部门在群体对峙时，处于一种懒于执法的状态，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作为，他们似乎总在等待一个更有权威的命令。视权力需求而动，保全了自己却无耻地葬送了民众对法律的最后一丝期盼。 政府缺少花功夫做好一件事，让各种利益平衡的能力和耐心。求政绩求速度，结出的果子一定是苦涩的。最终要由政府和各方含泪忍痛咽下去。 不改制就不能生存了吗？ 强行改制，不是由市场达成的交易价格，也不是由市场交易决定的交易对象，这种拉郎配式的玩意，本身违背经济规律，又难免黑箱作业之嫌。而且很少能跳出利益输送的套路。 由国企改制引发的冲突连绵不绝，已经造成或正在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商勾结，少数资本运营天才窃取国有资产，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暴富了，上流了，成功了，大批下岗职工却加入了没有尽头的上访队伍，这些曾经的国家主人或创造者，沦落为社会弃儿。他们成为日新月异时代羞耻的标记。 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得利者所期望的那种安宁。 如果说这不是改制的本意，你就得证明：掠夺与洗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否则，一切纵使为他们着想的事情，也将变得寸步难行。 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竟以抓捕组织者肇事者而收场，凶手总是找得到的，如果要找的话，更何况公安机关已经许诺愿意花重金寻找知情人。即使找到了，依法从重处理了，事情就结束了吗？ 当政府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老百姓的反抗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