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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邢舟

邢舟，香港媒体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

我们的追求，如同大机器里生产的

商品般空前一致并且源源不绝。

我们不用思考、不用面对，

让工具支配身体、大脑甚至灵魂，

我们得到“富裕的满足”

    商品经济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没想到反而倒过来抑制了更多自由人和个体的欲望。如果我们不加阻拦，抵抗资本、技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控制，那工业社会就会走向更可怕的极权。

    一个雨天的香港中环街头，雷曼债券的数百名苦主还在撕扯着他们那已沙哑的嗓音。2008年的某一天，大家一觉醒来，猛然发现积蓄了一辈子的存款，像是雨天的水气般蒸发了。雷曼倒了，这个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瞬间在金融板块中消失了，大家的储蓄“英勇”地做了陪葬品。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整个社会如此推崇的金融业，干的也是骗人的勾当，吞吃了他们的血汗钱，也掏空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坐在中环的广场空地上，一边是特区政府总署，水泥堆砌的四方房子静悄悄的；一边是通透玻璃支撑的摩天高楼，那里坐着全世界最优秀的金融精英。这些建筑看起来都还算牢靠，可里面的人却都假装没听见他们的呼喊和求救。他们的存款或许都在国外，至少是一个安全的角落，小数点前的零，一个也没少。

    走过路过的行人很多，都八个多月了，比起反抗，人们好像更习惯麻木。匆匆从他们疲惫而又无助的身影旁走过，也许有人在庆幸自己的存款还在。可那些人要怎么办？已经六十多岁的阿婆，拿着写着零鸭蛋的存折问我：怎么办？我怎么活？

    我的心难受，不知道怎么答。只好快快走开，像是犯了罪一般心虚地低头跑掉。转两条街，眼望的脚底有耀眼的光折射，抬头，那是某家奢侈品旗舰店。门口排着长龙。这里的队伍从未短过，那是一注兴奋剂加孟婆汤，让人立马忘记了才刚开始怀疑的骗人勾当，投身欲望的怀抱。

    我不自觉地走过去排队，一个小时后，空手离开时，我隐约从服务生的眼神中读到了一点点轻蔑的意思，他肯定把我当成异类。我想他不是有意的，他已经隐藏得很好。可我真的找不到可买的东西。我不是它的信徒，虽然它试图告诉我，这是质变，有它，那是生活的质变。

    那一纸债券和这个印有几个简单字母的牌子一样，都代表一种可能—“满足欲望”。字典解释说，欲望，是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它们很聪明，先定义了我们想要哪种东西或想达到哪种目的，然后给我们满足欲望的机会，吊我们的胃口，不怕我们不上钩。它像是精灵，知道社会的权力结构虽然在商品经济的横行天下中发生了转移，但垄断仿佛还是常态。精英阶级始终霸占着社会结构的最佳位置，我们斗不过他们，在权力中不容易得到自由和满足，能让我们得到的最有代表的欲望，是商品是物质。它是最自由最可行的。

    那多容易！工业文明的号角一吹，不锈钢的机器转起来，没日没夜地制造商品、复制文化、提供价值、满足欲望。我们不断地需要钱、需要地位，需要美丽和认同。这些都可以通过商业交换得到买足。很快，我们便接受膨胀的物质改变作为社会质变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电视里有了铺天盖地的瘦身广告，告诉人们瘦才是美，可走在街上，你或许真的觉得她们瘦得像难民—连美感，都扭曲了。

    工业文明轰鸣的推土机赶走了羸弱的牛群，迅速成长的士兵们操起冲锋枪，毫不留情地碾碎了骑士的梦。我们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我们的追求，如同大机器里生产的商品般空前一致并且源源不绝。我们不用思考、不用面对，让工具支配身体、大脑甚至灵魂，我们得到“富裕的满足”。

    原本只是为利益者而制定的虚假意识，却被我们—大众所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这创造了我们作为得益者的可能，让围绕欲望的循环可以无休无止下去。

    当虚假的意识成为真实的意识，当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社会压制对此的反抗，人们在物质生活构建的安逸中陶醉，找不到要改变或拒绝它的理由。异化或者改变对欲望和满足的定义成为可疑。社会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思想自由、社会承担等理性批判功能便渐渐被剥夺和遗忘。而阿伦特所定义的“平庸的恶”—脱离现实和没有思想，便出现了。这种恶，阿伦特认为，可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其巨大的能量，足以毁掉整个世界。

    叔本华早就警告过：如果欲望过于强烈或剧烈，就不再是仅仅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欲望不是纯粹的、决定的东西，需要理智的调控与节制，它绝不可能像有人声称的那样，是文明发展的唯一动力。

    印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也说过，“对欲望不理解，人就永远不能从桎梏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摧毁了你的欲望，可能你也摧毁了你的生活。如果你扭曲它、压制它，你摧毁的可能是非凡之美。”

    吊诡的是，商品经济的出现，本身也是被释放的欲望。它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没想到反而倒过来抑制了更多自由人和个体的欲望。如果我们不加阻拦，抵抗资本、技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控制，那工业社会就会走向更可怕的极权。

    社会付出物质的代价换取人们的安逸感，并心悦诚服地相信这就是“质变”。但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最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着贫困—这便构成了最公正的控诉。

    那真实意识、真正利益是什么？社会质变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需要肯定个体和公共空间；需要创意和思想擦出的火花；需要个人、团体及社会的承担和责任。我们需要用真情实感代替平庸的形式：城市中需要风格各异的楼宇，他们不一定耗费很多金钱，不仅为城市带来社会化的功能作用，也铺垫美和城市气质。社会中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行动，灾难来的时候，需要更多专业的志愿者而不只是“理所当然”的爱心捐款；不公平、不公正出现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出来透明讨论、提供义务的法律援助而不只是事不关己，漠然接受。

    半个世纪前的《欲望号街车》似乎早预言了这种困境要怎么走才找得到出路：“她们告诉我，搭乘一辆名叫欲望号的街车，换去一个叫做墓地的地方，再坐六条街区，到天堂乐土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