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辽宁省建昌县。父亲当兵转业后，才来到我的出生地，吉林省通榆县新华镇，当时是新华人民公社。

说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是1948年，我父亲15岁，因家里贫穷，和同村一个周性伙伴一起给财主魏秀才家放羊。每天早出晚归的，时间长了，两个小伙伴觉得没啥意思，就商量着：要不咱就当兵去吧。两人一拍即合，就是在当啥兵这块儿有一点分歧，周姓伙伴说他有个亲戚在县保安队，咱就投奔他去得了；我父亲说，得了吧，那天咱不是亲眼看见保安队七八十号人，叫人家八路给撵的尥蹶子跑，咱就当八路吧。就这样，俩人把一群羊扔到了山上，找八路去了。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八路到是找到了，可是人家一看他们俩太小，说啥也不要，他们就跟人家软磨硬泡了三天，部队首长才答应把他们留在了卫生队。

从黑山阻击战开始，一直到广西剿匪结束，再到抗美援朝，我父亲在部队这个大家庭中成长着。他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抗击美帝国主义暴行的艰难历程。

归国后，父亲转业到地方防疫部门工作。1959年，在各种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的轮番挤兑下，全国经济一片萧条，父亲主动退职回乡当了一个农民。

那时候全屯就我们家有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现在每当唠起这些，父亲还是一脸的骄傲。

而更值得骄傲的是，由于父亲在部队当卫生兵的经历，成了南北二屯乡亲们争相延请的座上宾。

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哪家要是有谁一旦有了什么毛病，就是打一针消炎针，最近的也得去十几里以外的公社卫生院，于是乎，我父亲的这点"手艺"可就派上了用场。那时候有病很少有打吊瓶的，一码是青链霉素。打青霉素需要试敏，由于我经常跟着父亲去给别人打针，大概是七八岁时，我就会做"试敏"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猫的儿子会上树吧"！

父亲对上门求助的几乎是有求必应，不论是风霜寒暑，还是黑夜白天，有时甚至还要走上近十里的泥土路，（那样的时候我是不去的，呵呵呵！）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义诊"，从没有任何报酬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报酬，那时候家家都很困难，只是到了杀年猪请客时，南北二屯差不多没有落下我父亲的。当然作为我父亲的贴身随从，我也自然是逢场必到。直到1974年大队有了赤脚医生，找父亲打针的人才渐渐少了一些。

父亲干农活是个外行，"大帮哄"时，生产队每天起五更、爬半夜的穷折腾，父亲却可以干些轻省的诸如饲养员、放牧员之类的活，活不累，挣的工分还是最高的。没办法，谁让大家都要隔三差五的求到我的父亲哪！再说了，我父亲的人缘也真是没的说。前几天，父亲的一个老哥们来家里，提到过去的种种经历，对父亲当时超高的人气，还是唏嘘不已。

父亲脾气不是很好，那是尽管自己干的活非常轻闲，可对社员们没黑天没白天的深翻造田、平整土地很反感，甚至有一次在社员大会上，和工作组的一个头头吵了起来，原因就是工作组要求全体社员大干一百天深翻整地、修建大寨田。父亲认为，我们这地方一锹深以下就是盐碱，深翻后把好土翻下边去了，碱给翻上来了，好好的地都给变成碱巴拉了。幸亏父亲的好人缘，大伙都替他说话，才没被扣上"破坏学大寨"的帽子。事实上，就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把我们村本就很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了一片片盐碱地，致使我的父老乡亲至今还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从这一点来说，我父亲这个"半拉子"庄稼人，还算有点眼光的。

父母亲一手把我们兄妹六人拉扯大，现在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工作和生活，父亲不用再辛勤操劳了，可是父亲也明显的苍老了起来，尤其是去年母亲去世之后。一生的坎坎坷坷，换来了儿女们的生活安逸，自己却被各种疾病困扰着。老寒腿是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里留下的记忆，胃溃疡是那些年艰苦岁月的"馈赠"，前几年又新增了一个冠心病，曾有几次很严重的，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尽管如此，我的手机总是全天候待机，偶尔半夜有来电，都会让我心惊肉跳上大半夜，幸好大多都是"河南"、"广东"等地振两下铃就停的。

父亲和大哥一家生活，日子过得很优裕。前些年我总能抽时间经常去看一看。近几年我去的次数渐渐少了，只有当父亲吃的药没了我才能借送药之机顺便去看看。尽管经常打电话，从父亲在电话那头问这问那的不肯放下电话，自己心里总有一种愧疚，和父亲唠着唠着总会泪花潸然。每每这时我总会想着：明天就去看父亲！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以拙笨的笔，用虔诚的心写下这段淤积在心灵深处的感受。祝愿我的老父亲和天下所有的老人们晚年幸福、快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