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电影导演沈浮在抗战一线拍摄《老百姓万岁》 

    1938年初，在武汉时即与秦威、沈浮、贺孟斧等人事先约妥，父亲去西安恢复西北电影制片厂。父亲到达重庆后，见沈浮等人已去西安，并留给父亲二战区文协证明通行证件及路费，留言嘱父亲速去西安筹厂。父亲向中制片厂申请辞职后，并将正准备去延安的黄镇（中共主政后的原文化部部长）和吴本立（中共主政后的原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顺路带走，因为父亲持有中制片厂战地摄影二队队长身份护照和二战区文协等通行证件，父亲带着黄镇、吴本立闯过一路关卡通行无阻到达西安，父亲把他们送到七賢庄八路军办事处后，使他们顺利到达了延安。

    在西安父亲会到了沈浮、秦威等人，并向父亲介绍了原西北片厂的负责人温松康，经决定后，由沈浮、温松康等人去成都设厂，并命我父亲去秋岭二战区文协领取摄影机和胶片6000千尺，随记者李庄、方欣绕道经过渑池渡黄河到垣曲又经阳城、高平，到达晋东南长治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在长治，父亲会见了新军决死一、三纵队队长薄一波和戎子和，并安排我父亲转到屯留县十八集团军总部。父亲会见了中共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父亲向俩位中共最高级别的首长说明来意和拍摄抗日军民的纪录片，获得朱总司令、左参谋长热恳接待和关注，左参谋长特意向我父亲介绍了华北战况形势，并对父亲说："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并签颁了许多指示，父亲还就片名与左参谋长商付，最后还是左权决定定名为《华北是我们的》。

    父亲随即由部队指派干部陪同，开始在华北抗战各前线投身到体验生活和拍摄中去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不仅拍摄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素材，同时拍摄了抗日前线大量的珍贵镜头，并拍摄了《平型关大捷》纪录片。在父亲拍摄工作完成以后，他又来到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和左参谋长辞行，在临行前，左权又让他给朱德拍了一些照片，并嘱他带到重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放大后带回前方总部，并嘱我父亲转告周恩来。

    1939年春，父亲带着已拍完成的全部素材，回到成都西北电影制片厂后期制作。大型抗战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完成后印制拷贝，当年春夏间在四川、贵阳、昆明等省市上映，而在西北地区国民党当局禁止该片上映。父亲随拍纪录电影同时拍了大量珍贵军民抗战的照片，在香港丁聪主编的《大地画报》专门甪了父亲的照片发行数千册行销东南亚。同年，父亲在成都又印放了14寸照片100幅，并在成都中苏友协展出，第三天遭国民党当局倒毁查闭。

    同年，父亲由成都赶赴重庆，把左权参谋长嘱托拍摄的朱总司令的底片，送交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想亲自交给周恩来。并打算向周恩来汇报自已拍摄《华北是我们的》情况。可惜当日周恩来外出办事不在。父亲只好将全部底片交给了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代转周恩来。

    没两天，大型抗战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周恩来知道后专门前往观看了这部影片，还在咉后轴时间接见了我父亲。父亲每每提及此事都感念万分。父亲当时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来到曾家岩八军路办事处，在会客室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衣著简朴，神态和蔼可亲，周恩来热诚地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并示意他坐下，周恩来对他说："你给朱德同志拍的照相，我们己放大带去前方总部了。"

    然后，周恩来详细向我父亲询问了他拍《华北是我们的》前后经过。我父亲对周恩来说："我到了那里就住在总部，主要是依靠总部首长介绍情况和指示。让我下部队体验，还让我深入群众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了解、捜集了不少素材编写了一个拍摄梗概，并征求了首长意见和指示，修改后才进入拍摄的。"父亲又对周恩来说："很惭愧，政治上认识上还很幼维，总觉得没有把这部影片拍得深刻完整啊！"周恩来听后鼓励他说："不错嘛！象这样的纪录片，应该向大后方作宣传介绍。很有必要！这对团结抗战有利，对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有利！应该爭取多拍一些反映抗战信心的影片。"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说："《华北是我们的》内容反映得还是比较好的嘛！全面反映了晋冀鲁豫人民的新面貌，上映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