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上海早期电影生涯：与电影导演李萍倩和女明星胡蝶

父亲的家族背景及少年青年经历

    我时常怀念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又是他们养育了我让我上学念书和助我走向社会。

    我父亲陈晨又名伟杰，父亲在1925年在湖北沙市进步袜厂学徒时改名伟杰，1933年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电影摄影师，拍第一部戏《展览会》时，改名为陈晨，父亲以后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他去世。父亲是中国民族电影的先躯者之一。

    父亲原名陈昌顺，1909年出生在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昌商家巷西湖畔，是一户世代佃农家庭。曾祖父陈庭藻带着四个儿子，一家租了当地大地主陈谦益的湖塘种藕捕鱼为生，生活贫穷凄苦。

    我祖父陈开德，在家排行老大，祖母是在我父亲才四岁时就因病故亡，由于祖父持家能力弱子女又多，父亲及他的兄姐在家中无人照料，生活难以维持，年年拖欠湖租无力偿还，在父亲15岁那年冬天，祖父为了生活终因劳累过度在穷病交加的困苦日子中死去，留下父亲的姐姐、三个哥哥和他。父亲的姐姐早年也因家境贫困患病死去了。

    我大伯陈昌和，早年在武昌当店员，抗日战争前夕在武昌国民党政权国民军第七军医院任少尉副官，1956年在汉口病故。

    我二伯陈昌广，早年在武昌纱布局做工人，1934年进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做洗印工作。抗日战争后，在武汉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39年参加西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曾与我父亲合伙开设大业烟厂，1966年在成都病逝。

    我三伯陈昌惠（又名陈衡），早年在武昌纱布局做工人，抗日战争前在武昌国民军第七军任护士。1942年后在成都和汉口父亲经营的烟厂工作，文革前夕在汉口病故。

    父亲从10岁到16岁读了四年多的私塾，其间还断续的失了几次学，父亲在少年时做过小贩卖花、拾碎藕又替邮局拉风扇从中弄点钱来交学费。1925年我祖父病死后，于生活无依无靠，少年时的父亲不得不四处找寻工作，后来由亲戚徐杏川介绍，背井离乡到湖北省沙市七里庙进步袜厂当学徒，在那里熬过了不堪言状的学徒生活。

    父亲在回忆他这段少年生涯时说："三年的学徒生活，使我尝尽了人间的凄惨，看透了旧中国社会中人吃人的丑恶。"父亲当年就暗下决心，坚决不愿留在袜厂，学徒期满，少年父亲就返回武汉大伯家中。

    1928年父亲进了徐杏川开设的汉口小百店当店员，买菜烧饭、上下铺门上板什么都干，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混了几年。1930年父亲就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决心想到这个东方的大都会学技术求自强。

    1930年21岁的父亲来到了上海，初踏上海因父亲的做琴师的姨父周梓章的关系，介绍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制片部学习洗印和摄影工作，这是父亲第二次开始的学徒经历。这个集训班正是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最早的一个习研电影技术的机构，这些人当中以后都成为中国早期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开拓先躯。父亲在1933年24岁时正式担任电影摄影师工作。

    父亲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戏，是由王坚白编剧，陈铿然导演的《展览会》。之后又拍摄了左明编剧，汤杰导演的《王先生过年》和阿英编剧，李萍情导演的《三姐妹》、《无家可归》（后改名《人伦》）以及《大家庭》等影片。

       父亲从汉口来到上海初入电影界，他的思想和言行直接受到阿英（钱杏邨）、石凌鹤、光未然影响，1933年经阿英介绍，加入了由共产党组织的文化机构左联。左联就分派父亲在明星的小组学习，这个左联在明星影业公司的小组直接领导人就是石凌鹤（后为江西省文化厅长），唐纳是组长。1934年阿英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监视，使得阿英等人在上海为了躲避迫害过着流浪隐蔽的生活。后来父亲才获知阿英等人已进入了中共苏区地盘。而父亲所在的明星小组就不得不解散停止了追求进步的学习。不久，父亲也离开了明星公司。

      1935年夏，因武汉电影股剧务组组长王瑞麟（中共主政后曾任长影片厂制片处处长）介绍，父亲进入了武汉国民党政府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担任摄影师，工作了8个月。在此期间，父亲在罗静予任组长的技术组任职，父亲与汪中西、李荫先后去四川峨嵋山、成渝川黔公路、长江上游航运线直到南京，拍摄了国民政府《峨嵋军官训练团》和《南京秋操演武》等纪录影片。当时，父亲感到电影政治气味不对，思想上很苦闷，1936年春父亲申请辞职返回上海另找工作。

    1936年春，父亲从武汉回上海后，由电影导演蔡楚生和电影明星梅熹介绍，进入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任电影摄影师。父亲进入联华后，先后拍摄了龚次龙导演的《孤城烈女》，朱石麟导演的《新旧时代》，贺孟斧导演的《将军之女》，沈浮导演的《自由天地》以及蔡楚生、贺孟斧导演的《上海风光》、《小五义》等20余故事影片，又拍摄了《文化巨星殒落》鲁迅先生送殡至万同公墓安葬的新闻纪录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