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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小姐的文化口红
有人说：在上海三陪小姐的手袋里，一定有一只口红和一本余秋雨的书。
当代描写或叙述中国三陪小姐仍至妓女的文字不在少数，这类人在国内也不是少数。不管上海的三陪小姐的手袋中，是否有余秋雨的大作，但说这话的人在巧妙戏谑三陪者的同时，顺带调侃余秋雨的意思谁都明白。《文化苦旅》一类的书虽无新意，但具内涵，这点是无可否认的。如果站在纯学人或纯文艺的角度说，其书对文学艺术深层次的发掘确实几近于无，至多是引出不少的历史、人文资料来“博学”一把。也曾有人把余秋雨的文章称为“文化口红”，其独到的见地与讽刺的机锋也让人佩服。
不过，若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余秋雨的书装进了三陪者的袋内，我以为还是件好事。最差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了。人们不只是用华丽的衣衫来打扮外表，也开始以一星半点的文化来装点门面，虽然它是从这类“特行”者的身上反映出来的。无论是从事何业，以哪种手段来生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准或用此来给自己的脸上帖帖金，毕竟是不错的。前两年，在特别能炒作的一本杂志《文友》上读到一篇文章，写到某省煤矿周围农村的女人到矿井出口处去卖身。矿工们一上井，就有女人围上去招揽。有工人说：我们很脏啊。女人则回答说：大兄弟，俺就是喜欢你脸儿黑……
上海和农村的这类女人，其性质有相同的地方，但一个擦抹了“文化口红”，另一个则直呼“喜欢你脸儿黑”。相较之下，前者确实是“进步”了。
其实仅古代的妓女中，也有才学颇高、色艺双全者。《唐诗三百首》最后一篇叫《金缕衣》，据说就是一位名妓所写。那句“有花堪折则须折，莫待无花空拆枝”已流芳百世、脍炙人口。清代的才子袁枚，有一印章，印文是苏小小的乡亲的意思（原文记不太清了，也懒得查找了）。苏小小是前朝的名妓，美姿色，能诗文；想必袁枚也很仰慕之。不料，被一位当时的宰辅大人瞧见，即板起面孔，从道学入手，狠狠地教训了他几句。袁才子哪里吃他这样的话？就梗着脖子回敬说：再过百年之后，人们还会记得苏小小，就不会知道有大人您啦！－－在场者无不粲然。
假道学比真风流更可恶。
又有人说：三陪小姐在看守所里写悔过书，那就是九丹；汪国真的诗不分行写，那就是余秋雨了。
九丹写了本叫《乌鸦》的书，被人呼为“妓女作家”。汪国真其诗的确浅白，连缀起来写，还真有点余大师的风格；但余大师的品味，还是比汪先生要高出不止一筹的。
这是人们在说，当前国内流行文化、时髦文字的苍白和粗陋。为什么情色类的传媒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的看客？根底之一是我们的道德和思想缺乏宽容性，导致了民众长期的自闭，最后禁不起一点点“洪水猛兽”的冲击。有个朋友从荷兰回来，说那里辟有专门且全天候开放的红灯区，但到访的客人却几乎清一色的是外国人，本地人极少光顾。“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中国的古语，在远隔千里的欧洲却得到了实证。性事的花样，其实和菜谱本无二致，说破了本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米兰·昆德拉就曾经用爱情与性来展示政治，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类的小说不过如此。
假以时日，如果中国还有三陪小姐，而且她们的手袋里真的都还有一两本书的话，即使是附庸风雅，也说明了华夏真的是进步了。那句“繁荣娼盛”，也可谓名符其实。
连此等人都知道用“文化口红”来装点自己，彼时一般的国人恐怕腹中也会有半车的诗书了。
可惜的是，现在这种兆头还并不明显，多少觉得泄气和扫兴一些。
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 准风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