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看胡适】寂寞的兰花草

文/未未

胡适虽为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也的确是被流放于一个寂寞的角落的。正如同他那首题为《希望》的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胡适，连同他的兰花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满怀希望，尽管殷勤呵护，但那活泼泼的颜色却终究在自己的家园里黯淡了下去。

胡适本该是原汁原味的旧学学儒，从其父《学为人诗》的“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到传统程朱理学赐予他的烙印；从慈母兼做严父的九年“极大极深影响”到对封建旧式婚姻的顺从，这位“糜先生”活脱脱就是一个身着长衫手捧经书的夫子形象。然而，一粒本土的种子，却开出异域的花朵，在赫胥黎教会了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会了他怎样思想后，学成归国的胡适已是“且把长衫换西装”的崭新容颜了。这样的胡适，于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注定了他的芬芳是与众不同的、新鲜的，同时也是尴尬异常的。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这种追求精神上的舒服干净不能不说是胡适一生的写照。因为“不得不说”，有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白话文这种“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因为“不得不说”，有了“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有了其“问题与主义”、“人权与约法”的论争；因为“不得不说”，有了其抗战军兴的临危受命，有了其奔走呼号于美国各地及欧西诸国的身影；因为“不得不说”，有了《努力》、《新月》、《独立评论》等报刊的首开“言论”之风气；也因为“不得不说”，胡适从新文化闯将变成了蒋政权的“过河卒子”。都说胡适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然而笔者却不得不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何其干净纯粹的人！

作为学者，胡适遵奉的是“不要抛弃学问”，这也正是“胡适主义”的中心思想。他常于演讲中奉劝人们“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并告诫留学生们要有“现在我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的胆魄。而面对中国特色的“时间不值钱”、信奉“名教”、“差不多”主义、教育的“没有用处”等诸种怪现状，终究“脱不了干系”的他又倍感焦灼。于是，他在一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执著与匆促中，擎着“完全近乎天真的妄想”火把，跋涉于孔孟的文化之乡，跋涉于政权改良之路，他是多么希望自由的火种能够撒遍中国大地，人人皆能手捧自由的兰花引吭高歌呵！他说“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挣扎，因为敢于“尝试”，而凸现出了胡适的意义。高远东先生曾把胡适思想看成是“饭”，该是对胡适于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所作的最好注脚。

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而胡适，立于政治的缝隙，披挂着一世的阴影，恰恰用行动提出了悖论，或者说一种可能，那就是投身于黑暗来铲除黑暗的可能。他认为，“救火”远比“放火”要来的温和而具有实际意义。这种治病式的改良主义，正是胡适最惹人争议的地方，于和平的社会，他或许是“药”，但于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就只能是“饭”了。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曾如此评价“书生干政”：“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知识分子被要求采取政治行为时，也就是说，当他被整合到权力机制之中时，他就完全站错了。”如果说胡适身上注定有着某些悲剧色彩，那么，他的悲剧之处就在于此吧。

胡适一生爱兰花，他故居中的很多木雕，也都以精致的兰花作饰。作为“闲话”的爱情，在胡适身上，想必亦是“爱兰、望兰”，却终究“苞也无一个”的怅惘情怀。胡适在《怨歌》中写道：

　　那一年我回到了山中，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树，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

　　这回我又回到山中，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可怜他已全不是当年的风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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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也不禁为他滴几点眼泪。一半是哀念梅花，一半是怜悯人们的愚昧。

这位至情至性的人在爱情和荣誉面前终究做了顺从“愚昧”的楷模。而对于“一半为了胡适，一半为了生活”漂泊异域的曹诚英，是否也怅惘如是呢？“掬水月在手，拈花香满袖。”曾被徐志摩叹为“适之也转老还童了”的胡博士，终是做了曹诚英墓碑上镌刻的一株兰花草，隔了黄泉之路遥望对岸的梅花而将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了 。

其实，胸怀澄澈的胡适，乐观平和的胡适，著作等身的胡适，文化先锋的胡适,自由主义的胡适……无论我们用长焦镜头还是显微镜头，都无法还原这位“国际学者”原貌的一角。世人眼中的胡适已离胡适甚远，恰如安徽绩溪那正被络绎不绝“参观学习”着的胡适故居，无论多么热闹，也掩不尽那一室兰花的风流。

那一室的兰花草，真真是写尽了胡适一生的寂寞！

为了如水的人生浅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