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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乡下的奶妈家度过的,那里是我整个童年时代乃至少年时期的乐园。 在我出生六个月时,母亲因故把我送到乡下奶妈家,直至我五岁多了才回到自己家。回家以后,我仍是一有机会就去,一直把那当作也是家。奶妈全家及村里乡亲们对我都非常宠爱和放纵。现在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奶妈家没女儿,领我时奶妈刚生了一个女儿却未满月就夭折了,我去刚好吃那奶水。当时奶妈家只有个大我三岁的哥哥大毛,五年后才有了一个弟弟。奶妈和奶爹视我为亲生,宠爱有加;我小时嘴甜(后来听奶妈说的),见人就爷爷叔叔婶婶姐姐地叫,深得大人喜爱。另外,我在回家后常去奶妈家小住,每次去都有一些乡下人稀罕的东西:有格子呢上衣和条绒裤子,有花裙子和能踩水的塑料凉鞋,还有漂亮的发卡……经常有奶奶婶婶来为她们要走亲戚或进城的女孩借“行头”,未等奶妈答应,我就会马上换下身上的衣服或鞋交给来人,热情地说:“发卡还要吗?一起拿上。”一次张奶奶借了我的花裙子和塑料凉鞋给她孙女,还回来时一只凉鞋的侧带给断了,张奶奶非常尴尬,我却接过凉鞋大方地说:“没关系,我会补的。”当着张奶奶的面,我把一根旧锯条伸进正在做饭的灶膛烧红,照着断裂口一烫,再用手使劲捏住,过一会儿,断裂处就被牢牢地接上了。张奶奶直在那夸我:“真是个聪明能干的女子!又懂事。”还有,我当时在乡下那些同龄人中,可以算是鹤立鸡群:我会唱许多歌,不仅能背诵所学的几乎全部语文课文,还会踮起脚尖旋转七、八个圈地跳白毛女和吴清华,还会连说带唱、身兼雷刚、杜妈妈、柯湘几个角色表演大段大段的《杜鹃山》,连在一旁观看的大人都啧啧称赞。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母亲那时被下放在那个区(镇)医院工作,她医术高明,为人也很热情、善良,深得乡亲们的爱戴,也惠及于我。 这样,在奶妈一家和乡亲们的宠爱和宽容下,我象男孩一样地上树掏雀、下河捉鱼,与邻村孩子打架。我甚直敢骑牛——这是那里的女孩绝对不敢做的。先是骑水牛,后来嫌水牛走路太慢,身上还经常脏兮兮的,有一次在经过一个水塘时突然卧水,把我抛进了泥水里,气得我“哇哇”大叫。于是我就要骑黄牛,大毛哥拗不过我,只好挑性子温顺的黄牛帮我骑。 我在乡下就这样地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以至于乡亲们善意地送我一个“野女子”的外号,我也没心没肝地予以笑纳。记得一次我为争一个“老鸦枕头”(一种拇指大小的光滑精美的石头,据说是乌鸦的玩具,偶尔掉落在地下被人捡到。)被邻村的小军打伤了脸,奶妈为我处理了伤口、洗了脸,一边用指甲花汁给我染指甲一边叹气道:“你一个女孩这样匪,你妈不知该怎样埋怨我们没家教,没把你管好!”我嘻嘻笑答道:“不会的,我在家很乖。我妈也不会说你,要是说你,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其实我知道:母亲在我从奶妈家回来的许多年里,对我下的最大功夫,就是调教我成为淑女。但直到如今,将近中年的我,一走进乡下、踏进田野,常常还会忘乎所以、“原形”毕露。 童年里,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学校放暑假,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乡下的奶妈家,开始了我自由、欢快的假期。 一天下午,正和奶妈一家吃晚饭,生产队喇叭响了:“通知!通知!社员同志们:各家带上脸盆,到小队晒场上分牛。”连续播了两遍。我听得莫名其妙,停下筷子问奶妈:“分什麽牛呀?会给咱家分吗?”奶妈也百思不解地答:“分牛?还带脸盆?我也不知啥意思。”奶妈想了想,放下手中的碗说:“大毛、青蛙(我),你俩赶快把饭拨进肚里。我先去看看,随后你俩拿个脸盆快到晒场上来。”奶妈说完一阵风似地出去了,我和大毛哥三下五除二地扒完饭,拿起脸盆飞也似地赶到了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