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的越南

忘不了那个夏日的午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着带有亚热带海洋气息的零散阳光，不知名的染着淡淡哀愁的越南音乐从房间里流淌而过，我斜倚在床头，独自浸在杜拉斯的《情人》里“戴呢帽的小姑娘独自倚在渡船的舷墙上，全身罩在混浊河水的波光中。那顶男帽把周围映得红红的。这是唯一的色调。河上薄雾冥冥，炎日辉光笼罩，两岸迷蒙，水天相连。水流沉沉，无声无息，宛如体内血液。”文中描述的河便是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湄公河,也正是在这河之上，十五岁的法国少女杜拉斯邂逅了她那富有的坐在黑色豪华轿车里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开始了一场注定不会有结局的绝恋。凄美动人的故事不仅让泪湿了我的面颊，更让我越过战争看到一个充斥着法国殖民地风情的越南，一个孕育着爱和欲散发着离和愁的越南。

在一个荷花绽放的季节，我终于踏上了那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土。

芒街

最先到达的是芒街，越南广宁县的芒街。街上有许多戴绿帽子的男人骑着摩托穿来穿去，着实让初次见到他们的，有着不同习俗的中国同胞吃惊不小。关于越南男人偏爱绿帽子的说法有两种：其一是将它定为一种财富和福气的象征，只有有钱有势，多妻多子，家庭和睦的男人才配戴绿帽子。其二是把这种现象视为对曾经战争年代全民皆兵的一种纪念，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男人都当过兵，戴过这种在战场上用于安全防备和便于隐蔽的绿色军用头盔，和平时期，绿头盔也就变成了毡布做的类似中国草帽形状的绿帽子。

迎面而来的闷热潮湿的气流，使人联想到东南亚电影里特有的昏黄和暧昧的格调。看那些穿高领，长度过膝，自腰际开衩的长褂，配以长裤的越南女子们，戴着斗笠从身旁轻轻飘过，喜极了她们口里越南话的发音，韵味十足语调尤如中国南方地区的某种地方戏。她们的眉宇间，若隐若现地游离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近一个世纪的战争让越南变得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令许多越南姑娘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爱情焦虑症。再次想起了杜拉斯，即算是分离的苦痛也不能掩盖起她的幸运，同样的土地之上，却因了身份和时空的不同，她在越南收获的是份厚重到令她生命无法负重的深情，甚至这样的爱一直延续到沧海变成桑田的日子。在《情人》一书的结尾，她写道“战争，结婚，离婚，著书，多少年过去了………他对她说,他还象从前那样爱她，他对她的爱情始终不渝，至死不变。”不知今天的这些越南姑娘中有谁还能交上如此的好运，但愿善于滋生爱情的脚下这块土地也能孕育出属于她们的幸福。

下龙湾

从没有见过如此奇特的美仑美奂的海景，由于哈纳斯地貌的缘故，无数由石灰岩构成的千姿百态的小岛屿冒出湛蓝色的海面,形成了类似中国桂林的优美风光，因此，下龙湾又被人称为“海上桂林”。如此画一般的地方是最适合用来作爱情电影里的场景的，如那部由雷吉.瓦格涅导演的《印度支那》，英俊的法国海军军官和他美丽的情人出逃时，那载着他们的无帆小船就曾飘荡在类似这样令人心悸的海面上。

海滩上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小酒吧，无一例外地销售着媚俗和所谓的情调，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一杯软饮料，有好听的法国腔从不远处传来，一男一女的对白，虽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但那柔美的发音确实让人着迷，渐渐地，渐渐地就把他们想象成了杜拉斯和她那说法语时带巴黎口音的情人，想象着他们刚从我住的那间法国殖民时期的旅馆出来，情绪还没完全脱离之前房间里肌肤之亲后染上的落空和沮丧，越来越来靠近的别离令他们不停地纠缠又不停地忧伤。

于是，我开始在脑海里试着改写她和他的命运：在他的父亲命令他娶那个“也是堆金积玉，戴着钻石首饰”的中国女人为妻时，他选择了出逃，而她也抛却所有的禁锢，大胆地和他私奔。就到这样的海上，找一只可以开向中国广西北海的船，哪怕是运物的货船，只要有可以容纳他们俩个人相拥站立的空间，就足够了。今后的生活，也许没了财富的他会过得拮据和贫困，但有了她的相伴，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或许我是个理想主义着，所以常常无法预计现实里的种种难以面对的后果，又或许他们真的私奔了，杜拉斯书名就该为《爱人》而非《情人》了，由此看来，情人该定义成超越婚姻之外的一种关系，因为别离而怀念，因为怀念而想象，因为想象而令人沉醉……于是,才会有---杜拉斯的不朽的《情人》，于是，才会有因为故事而更加神秘的西贡和湄公河。

西贡 西贡，是西贡河西岸最具法国情调的区域，统一前它为南越的首都，曾经还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城市。解放后，人们为了纪念纪念越南国父胡志明,于是把“西贡”改称“胡志明市”,但大家都仍习惯仍叫它为“SAIGON”。这是一个因了杜拉斯的《情人》，注定了要和爱情与欲望，哀愁与怨恨，离别与痛苦，怀旧与想念这类词汇纠缠交织在一起的城市。茂密浓郁的热带树木，法国风格的建筑群，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和汽车，充满欧洲情调的露天咖啡座，卖越南丝衣服的妖媚的散着齐腰长发的老板娘，还有那从河上游船里飘出来的越南独弦琴天赖般的声音，这就是西贡，一个让法国左岸和东南亚文化得到充分交融的地方，一个随时有可能发生异域恋情的地方，如来自西方的法国女人杜拉斯和她的来自东方的中国北方情人。忽然发现，爱上这个城市其实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走进位于西贡中心的那座建于1883年哥特式天主教堂，看神态安然淡定的修女着蓝色的长衫在里边合手祷告，听着绿色长袍的神父引领着众信徒用越南文唱诗，心顿时也变得透明起来。身边那位戴着平檐帽，将辫子垂在胸前的金发少女，真让人疑是她就是从《情人》里走出来的少女杜拉斯，做完弥撒，她走了出去，我亦紧随其后，却发现她只是独自一人匆匆消失在人群之中，没有黑轿车，亦没有“一身欧式打扮，穿一套浅色柞丝绸西服，如同西贡的银行家那样。”的黄皮肤中国情人。却有鸽子呼啸着从圣母教堂高高的双尖顶上飞过，天空呈现一片宁静和安祥，让人想到了这个历经许多战争的国家，如果可以就拥有永久的和平，也许很多的爱情故事就不会发生的那样凄迷悱恻了。 街上那些有了年岁的老房子，赤裸裸地袒露着颓败与破旧，让人想起那个 “被街市无休止的宣闹声所包围，仿佛在城中航行，漂泊在城市的激流中。窗户没有镶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的房间，那个曾经承载了杜拉斯和情人间太多太多爱与欲的房间，那个曾经充满了绝望与悲情的房间。如今，却是情未老，人已渺，只有或许还留存在某个角落的那个房间，似眼前的这些老屋子一样，用一种沉默而凝重的固体语言在叙述着某段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