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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荒芜的冬天，心被一种莫名奇妙的感怀牵引着，匆忙的脚步寻向抑或被许多人遗忘的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６３号郁达夫故居，当一座粉红色的班驳墙壁宛然呈现眼前，四周景色很凄凉，院落里也很冷寂，远离了嘈杂街市，坠入杭州城东古朴得宁静巷陌，依然感受到郁达夫“风雨茅庐”的魅力的光芒。惜然驻足在郁达夫故居门前，仿佛看到一个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灵魂，热情率直，甚至有些忧郁症的郁达夫，戴着眼镜，清癯身影仍然徘徊在这风雨茅庐中。又仿佛看到郁郁孤行的郁达夫跌宕起伏的复杂人生，思绪里良久寻觅郁达夫风雨飘摇的坎坷、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 跨进院子，梧桐树已经被寒风褪尽了树叶，光秃秃茂密的枝桠伸向阴郁的天空，故居是１９３３年４月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郁达夫在杭州并未过“隐居”生活，他担任《东南揽胜》编委，任杭州作家协会理事，还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他徜徉于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间，写有不少文笔优美的游记。故居是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走进大门，两侧有五、六间平房，过天井，有三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间为客厅，有后轩。厅东西为卧室，三面回廊。正院与后院以砖墙相隔，后院建平屋三间，为书房与客房。内有假山点缀，林木参差，环境幽雅。郁达夫取名风雨茅庐据1935年11月19日日记记载：因为这是一所避风雨的茅房。郁达夫所谓避风雨显然指的是想避开当时政治迫害的“风雨”。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富阳山清水秀，清悠悠富春江养育了郁达夫，那块山水赋予他足够的聪颖好学，少时就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在日本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而愤世嫉俗，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回国后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沉沦》的发表奠定了郁达夫在近代新文学的地位。 早就读过《沉沦》这篇小说，后来陆续读完郁达夫所有的小说和散文，甚至读完郁达夫传记小说。郁达夫多是自叙体写实小说，我对《沉沦》印象最深，是以第二人称叙述的小说，这篇小说一直是毁誉并存，郁达夫第一次袒露了在民族歧视之下，爱国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精神上苦闷，他们寻找不到出路，在极为压抑之中喷发出悲愤激情，又常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消极颓废的思想，其中包含性苦闷，甚至用酒色麻醉自己，最后主人公失望后跳海自杀发出：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作品是反现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社会叛逆抨击，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所以遭到统治集团的迫害排挤。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小说中人物都是作者接触到生活地层人民的小人物，他的小说不讲究结构和情节，主观色彩浓郁，随着“我”叙述渲染人物，而这些人物是通过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凸现出来，所以感到亲切和真实带有抒情语言描述，读后觉得很可爱可近，像《在春风沉醉的晚上》的女主人公陈二妹。《迟桂花》中的主人公莲。这些小人物善良质朴得可爱。他小说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语言清新优美，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郁达夫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隐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踏着故居石阶穿过石洞，就是安谧的幽静的院落，这是郁达夫写作读书的三间小书房，院子里有一座枯井，面对黑洞洞的枯井，豁然感到生命枯竭的紧迫。据说书房曾经藏有近万册古今中外文学书籍，故居讲解员告诉我：风雨茅庐落成后，郁达夫并没有享受多久，负债累累的郁达夫为了赚得固定收入还债。离别了爱妻王映霞到福建去当了一名闲差，翌年，杭州沦陷日本铁蹄下，他就再没有在风雨茅庐留下足迹，而王映霞住在风雨茅庐却移情别恋，最终导致了两人感情破裂。国破家亡，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直至遇害南洋。 故居厅室有一张放大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合影的照片，我目光久久凝视这张陈旧的照片，郁达夫表情比较凝重，显得苍老样子，而王映霞确实长得很美，是个标准江南美人，高雅气质透出灵秀，眉宇间闪烁灵性眸光，难怪郁达夫痴迷爱上了王映霞。 郁达夫是一位很有争议性现代作家，甚至包括他的爱情生活，郁达夫和当时杭州美女王映霞恋情以及悲剧终结曾经也轰动文坛，其间的悲欢离合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被人们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婚外情。王映霞是郁达夫朋友的女儿，当郁达夫在友人孙百刚家中初识王映霞时，一见钟情，而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读过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沉沦》，对其才华也很仰慕，但两人相识时，不但郁达夫有妇之夫，王映霞亦已有婚约，两人的交往因而困难重重。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欢心，写了无数的情书给她，这些情书也和其日记一样，对其情感有直接的流露，虽面临挫折和困境，他仍然毫不间断的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给王映霞。和当时其他文人作家不太一样的是，郁达夫对自己的生活与感情世界有非常坦白直率的表露。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也记下了他追求王映霞的经过，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 郁达夫为了阻止王映霞嫁为人妇，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信中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还极尽劝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也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王映霞终于为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1928年2月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据说两人的婚事还轰动杭州全城。当时柳亚子并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郁达夫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也由其母亲包办。郁达夫与孙荃结婚之后育有二男二女。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欠缺一份激情，最后还为了王映霞演出抛妻弃子的一幕。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也有过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离异，导火线是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过从甚密。有一次，两人经过一番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郁达夫的性格，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旅居新加坡两年期间，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并没有好转，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还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端本学校担任教席。然而，对于廖内岛的落后荒凉，住惯大城市的王映霞毕竟未能适应，只不过一学期的时间，王映霞又回返新加坡。过了不久，两人终于协议离婚，据说，分手前夕两人还在南天酒楼饯别。只可惜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12年，王映霞终究没做成郁达夫所谓的“自由的女王” 。 郁达夫在感情上似乎从未出现过空档，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后，郁达夫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人在新加坡曾同居一段时日。李筱英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和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情感上的波折使得郁达夫消沉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他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去当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的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结束了一个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依依走步风雨茅庐故居，寒风冰冷地拂在面容，潸然有一种莫名的孤独在心中生长，透过阴沉天空，有一线阳光柔和摩挲在有些陈旧的墙壁门窗，深久地注视他的主人孤独的灵魂，郁达夫一生苦苦追寻人生真谛，那斑驳的院落，仍锁不住后人对他的敬仰与回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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