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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号称幽默大师。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后恍然悟到“幽默”就是说带刺的话，类似兰州方言说的“牙碴话”。林老先生说“牙碴话”是不分场合的。在一次某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老先生听烦了前面多人的冗长的讲演，轮到他讲时，他竟然站起来说：“演讲应当和女子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这话不仅当时博得满场大笑，即使现在读来也令人忍俊不禁。但笑过以后我不禁想，老先生的幽默正如兰州人的说法是给前面做长篇大论者“垫了牙碴”，无疑会让这些人感到尴尬。而这些能排在林老先生前面演讲者必定不是等闲之辈。林老先生在“幽默”一把之际也须得有些胆量。再说老先生所打的幽默的比方也大有风险。面对将成为国之栋梁的莘莘学子们，说出那种女人裙子的笑话，别说在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会冒“有碍教化”乃至“有伤风化”之罪名的危险，即使在两千年前欧洲言论自由的发祥地雅典，说不定也会和苏格拉底一样，被公民陪审团定罪“蛊惑青年”，判决“饮鸩自尽”的。但看来老先生并不在乎，只管“信口开河”。我在他的一篇题为《谈牛津》的散文里居然看到这样的话：“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这样的“幽默”恐怕真有点“过头”了，竟敢“号召”“反革命”也公开亮出旗号！这让当时正“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领袖”们怎么能不恼火？可是遍查老先生的简介，并没有发现有被打成“反革命”或“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的经历。我纳闷，老先生究竟生在什么时代？
经过查证，林老先生小鲁迅先生十四岁，应当是同时代的人。可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从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可以看出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彷徨”、“呐喊”的时代。有诗为证：“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个“敢”字，说明歌吟需要有胆量；“于无声处”，可以说是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可这林老先生是如何寻到那样一个可以让自己东幽默一把西幽默一把的如此游刃有余的大空间的呢？奇怪！不过，见怪多了也不怪。老先生幸而没有遇到“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否则，必将难逃厄运。因为有人曾经断言，即使鲁迅先生活到前面说的两个年代也难保不会被戴上“右派分子”之类的帽子。 我上初中时，学校有个“老右派”。那时已经是一九六五年，他还戴着“右派”帽子，所以冠之以“老”。但学生们更喜欢背地里叫他的绰号——“老牙碴”。据说他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爱给领导“垫牙碴”。看来他喜欢说“牙碴话”不仅限于对领导，而是在任何场合都像林老先生一般信口开河，即使戴着“右派”的帽子也毫不收敛。所以，因为“垫牙碴”而被打成“右派”的说法一定是可信的。我就亲耳听到过他的“牙碴话”。一次，一位初一年级的新生在操场拣到个烟囱拐子（那时学校用煤炉取暖，烟囱拐子是烟囱拐弯连接的弯头），兴冲冲跑去交给他，说道：“X老师，我拾了个烟囱拐子。”那时他其实已经没了老师身份，在总务科打杂。他接过那烟囱拐子不但没说一句那学生肯定在心中希望的表扬话，反而说道：“你拾的？再去拾一个我看看。你还炕头拾娃娃哩。”还有一回，他带同学们上劳动课。因为他做后勤工作，只能带劳动实践。他冲着一位正想出风头的同学说：“你能得很。你这么能，回家把你爹掐死自己当掌柜的好了。”噎得那位同学直翻白眼。不过“老牙碴”可没林语堂老先生的运气好。生在“运动”时代，当然就成了“老运动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竟敢这样“嚣张”，不久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多吃了不少苦头。我初中毕业下乡后就再也没听到过“老牙碴”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否熬到了“平反改错”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