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情愫

文/南山矿泉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徘徊于黄土与水泥、树木与钢筋之间。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黄土与水泥、树木与钢筋之间，我还能时常闻到那一丝丝被烤熟了的红薯的芳香，这一丝丝的芳香，总是牵引着那份藏在心底的淡淡的情愫。

于是，已经身为人父的我，如今每每闻到那烤红薯的香味，自己仿佛又会置身于儿时的那条老街。

小时候，父母所在的工厂地处农村。在通往村小的路上，我必须要经过那条古朴的老街。老街的房屋大多建于清末，清一色的土砖夹木房。经过岁月的洗礼，那土砖、那木门早已染上了一层深深的褐色,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似的。老街的主道是由一块块大青石铺成的，一不小心,走在上面还会滑上一跤。记忆中，当我从那大青石上爬起，不满地揉揉酸痛的屁股之时，总会那么巧的有一股烤红薯的清香从那一扇扇木门的隙缝中飘来，于是，那股酸痛便神奇地就变成了一股馋流的口水。

儿时伙伴的书包里，总是鼓鼓的。除了那几本破书外，伙伴们的书包里总会塞上几个烤红薯。那个时候我的脸皮也够厚的了，不论男生女生，只要他手中拿了个烤红薯，他就会成为我“追求”的对象。“分我一半好么？”“好吧，给！”最初，我的那些伙伴都会很爽快地满足我这个小小的要求。

可是，讨红薯吃的次数多了，伙伴们对我也就“敬而远之”了。有时见我来了，恨不得一口将红薯吞下肚里去，实在不行呢，就急忙往前走。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穷追不舍，然后凑上前去，死皮赖脸地要他们分上一半给我。“不行，我就这一个了！”“你自家没有呀？”哎！那些伙伴手拿着诱人的红薯，拒绝分享的态度尽管可以理解，但有时也是十分残忍的。

老街的尽头住着一位大婶，母亲让我认她做“干娘”，我便叫她“亲娘”！亲娘最疼我，在我的印象中，每当我一次次讨红薯遭遇拒绝而失望的时候，亲娘像是全都知道似的,总会在自家的门口，拿着一个让我馋流的烤红薯等着我。当我走近时，她会把烤红薯塞进我的书包，然后拍拍我的头，或是捏一把我当时还是圆圆的脸蛋，说：“崽，快去上学吧……”一个个烤红薯就把一份亲情拉得越来越近。

这样的好日子一直沿续到我那亲娘悄悄地离开人世。亲娘的去世，让我好一阵子吃不上烤红薯。好在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工厂食堂里有我那伙伴还从来没尝过的大馒头。从价值上来讲，当时的一个馒头至少相当于10个烤红薯，家里也只是一个月左右才会打一次“牙祭”买上几个尝尝。每当家里买了馒头的时候，我总舍不得吃，悄悄地塞进书包里，拿到那条老街上，去换取伙伴书包中的那诱人的烤红薯。可是时间长了，伙伴们对那馒头也失去了新鲜感，到了最后，一个馒头换一个烤红薯都不行了。被逼无奈，为了吃上一个伙伴书包里的烤红薯，我得把他的家庭作业带回家。

看到儿子突然每天要做两份家庭作业，父母极为不平，一咬牙，在单位的空地里开出了两分土。在红薯藤儿出嫁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先从红薯娘地里把几捆红薯藤割回家，母亲就教我和弟弟把红薯藤剪成三寸一截的藤秧，再拿到地里去栽上。红薯，在故乡是丢失在石板缝里也能生根的植物，红土、黑土，房前、屋后，只要把红薯藤儿插下去，几天过去那儿就是绿油油的一片。

那个秋天，红薯为我延续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母亲说，哪一块裂的缝多、哪一块裂的缝大，就先挖哪一块。我们一家四口，手拿镰刀锄头，割去红薯藤，暴露出一块满是裂缝的土地。不到半个小时，一堆红薯便展现在我和弟弟的眼前。我们欢呼着，嘻闹着，一不小心，弟弟把我推到了红薯堆上，一脚踏烂了两个红薯。

我不知哪来的火气，一个巴掌重重地印在了弟弟的脸上；

“你还怪你弟？”父亲一个巴掌又重重地印在了我的脸上；

“你发癫呀？”母亲一把推开父亲，将我扶起。

一家人，就被这两张红薯一样的脸印给全部印哭了……

那个冬天，我没有再去向伙伴讨烤红薯了。红薯，也不时地成了家里的主粮。那天，舅舅带着我那两个表姐来了。晚餐时间快到了，母亲望着一堆红薯问我：“崽呀，你说今晚吃什么？”“红薯汤！”我大声疾呼！ 于是，那个晚上母亲洗了十来个红薯，找来一些葱花和葫椒，为两家人做了一顿嚼起来像板栗、闻起来像鸡肉的红薯汤。这事直到10年后表姐出嫁时我才明白，那个晚上，母亲是因为家里的米缸见底了，而时值月末，粮站的指标粮又得等到第二天才能买得到，才想出的一个不得以的法子。表姐的婚宴上，当母亲和舅母说起这事，宴席上笑得人仰马翻……

红薯这东西如今谁也不再稀罕，倘若有谁稀罕的话，也不过是想尝尝鲜而已。但对于我这个曾经“讨”过红薯的人来说，红薯却是一种如痴如醉的情愫。走在大街上，碰上个烤红薯的流摊，我总是回头望望身后，看有没有熟人。咦？没熟人！“师傅，多少钱一个？”没等师傅回答，我的口水早就忍不住流了出来——

给我拿一个烤红薯吧……

(2005年9月11日)

（上图为影片《向日葵》剧照之80年代--吃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