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刚过了中秋，秋子病了。

那天去砂石场拉石料，翻斗车还没有走到砂场，天就下起了雨。车陷在一个泥洼里无法前进。随车的监工叫秋子和另外两个人下车，往泥洼里扔石头。淋了雨，回来的当天晚上，秋子发起了高烧。他反常地早早躺在了铺上。小砖房里热的像蒸笼，又塞满了臭汗满身的男人们，空气是酸臭的气味。大家不敢在外面久坐，像蜻蜓一样大的蚊子组成歼击机群，不停袭扰这些只穿了裤头的壮汉们——这里是男人的世界，除了秋子穿了长裤，别人即使出工的时候，也只穿一条齐臀的裤衩。裸露的肌肉在夜晚是蚊子们惟一的目标。有人从地里拔了野蒿来，堆在屋子中间点燃，烟把蚊子熏走。好在白天已经把人累惨，很快人们便在烟熏火燎中睡熟了。

秋子被烧糊涂了。半夜里，睡觉轻的人听到秋子在说胡话。他说你们别看，再看我叫我媳妇把你们的XX都割掉！还说你们快来看，工头儿又打人了，还打人家的裤裆里。有些人第二天早上还记得这些话，边干活边当笑话讲出来。但秋子没有听到，他还躺在铺上发烧。

为了节约时间，中午饭都是炊事员挑了饭桶送到工地上。我抢着吃了两个馒头，对带队的工头儿说，我下午能不能回去照顾一下秋子，他烧的厉害。工头儿说好吧，但这属于不上工，要扣半天工钱。我说扣就扣吧。我把毛巾搭在脖子里，小跑着回了住地。进了屋子，秋子还在铺上躺着，铺前的砖头上放着饭盆，里面有半盆清水。我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有些烫手。我说秋子你感觉怎样。秋子说我要死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流泪了。我说你别哭秋子，你也死不了。他说我浑身没劲，像剔了骨头，胸口这儿一阵阵痛。我说你吃药了没有。他说没有药了，出来时带的药上次感冒就吃完了。说了这几句话，他开始大口喘气，我一看吓坏了，以为他真要死了。赶紧把脖子上满是汗液的毛巾摘下来，在门后的脸盆里涮了一把，搭在他的头上。然后在墙角堆积的人造革提包、塑料袋、蛇皮袋里翻腾着找药。还算不错，找到了三袋感冒冲剂，一小袋感冒胶囊。管不了是谁的了，用饭盆里的那些清水喂了秋子吃下两代冲剂，又吃了两粒胶囊。药还没有在身体里化开，但服药的心理作用显然快于药理作用。看上去他不那么烦躁了，说话渐渐平和起来。不一会儿，他睡着了。

过了两天，秋子的烧仍然不退，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工头儿怕出事，晚上找我，让我坐了工程队上的卡车到最近的汉沽医院去检查。我找了些稻草铺在卡车的车斗里，几个人连拉带拽把秋子放进去。我紧靠着秋子，用后背挤着他。我们像坐在一张大筛子里，被晃动着带到医院。车走了，医院里值夜的医生让挂了急诊，但一些检查却只能等到明天上午才能做。我奇怪如何医院里会有这么多得病的人，急诊观察室里所有的床上都躺着输液的人。秋子斜倚在楼道里的长椅上，两眼无神地望着门外黑洞洞的夜。

检查结果出来了，秋子患了胸膜炎，医生要求住院。检查过程已经花光了工头儿借给的两百元钱，只剩了我和秋子口袋里的一百五十块钱。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院是住不成了。秋子说你送我回老家吧。我说好吧，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耽误病啊。我又想了想说，咱们还是先回工地去，再要些工钱回去。秋子说也行，也回去收拾一下行李。

我搀了秋子走到街上，花三十块钱雇了一辆机动三轮回住地。工头儿去工地里了。我约略说了去医院的情况，并说要送秋子回去，希望把欠的工钱给秋子，因为他要治病。工头儿今天也不知动了哪份菩萨心肠，让管帐的会计算了算，总共欠秋子工钱四千五百元。工头儿说这两天用料正多，正往里垫钱。先给他三千好不好，余下的年前再给。秋子没有想到会这么痛快，我也没有想到。不过后来我细细琢磨过，工头儿是怕不给钱秋子会赖死在工地上——不管他怎样吧，钱到手了是真的。

我傍晚的时候近了家门。我娘说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我说秋子病了，我送他来了。我把这一切的经过说了说，娘也没有做声。吃过晚饭，我娘说你跟我去看看秋子吧。我娘从瓦罐里掏出来十个鸡蛋，用塑料袋装了去看秋子。一进院，春子在门口借了灯光洗衣服。屋里昏黄的电灯下，秋子躺在炕上，秋子他娘坐在炕头上流泪。我娘寒喧着问了病情，并劝秋子他娘说有病看病，别这么伤心了。秋子他娘说知道，明天上午就去医院。我娘叹着气和我往外走，秋子他娘送出来，放大些声音说耽误木头挣钱了，亏是木头照顾秋子，要不还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呢。农村里的人憨厚到不会说谢谢，只找那些表达感激之情的别的字眼儿来说。

回到家中，我娘闷闷不乐。我说怎么了。我娘说看看秋子这样儿，就知道你们在外面不容易了。我说娘你放心，我没有问题。我娘说秋子走说也跟他娘说没问题，这怎么就有了问题呢？我说我和秋子不一样。我把秋子与常人不同的古怪给娘说了一遍。我娘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孩子。我听我娘话里有话。问怎么了。我娘说别问这个了，你还没有娶媳妇你不懂这个。我最怕我娘说这个，因此再不问了。

第二天，秋子一家去了县城的医院，临走时春子来找我，说想着年前回来时把秋子的工钱要回来。我说工头儿不好说话，但我会尽力的。春子刚走，房后的大年就来找我。我这一出去包工，突然成了村里的名人，一去一回都有人关注。大年是我小时候除了秋子之外第二个最好的朋友。他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有些瘸，无法出去包工，只能在家里养鸭子，每天在水里捞食，倒也不错。早早地娶了媳妇，生了个女孩儿今年都三岁多了。大年找我是要问我天津有没有地方收鸭子。我哪里知道啊。村里人以为你去了一趟外地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没有答案给他，就坐在一起闲侃，这自然会说到秋子。一说到秋子，大年突然鬼祟起来。他把脖子缩着，歪头看看我娘不在近前，又把头歪回来，小声对我说秋子他媳妇出事了。我一惊。大年又歪头向四周看了看，说秋子他媳妇去枣树地里看秋，跟那个技术员在看枣的草铺子里睡觉，让人给看见了。我惊愕地有些过头，半天才回过神来。我说你别瞎说了。大年说村里的人都知道，怎么是我瞎说。大年一脸的煞有介事，不由我不信了。那个技术员我认识，叫大寿，是西庄的家，念过农业学校，会伺弄枣树。他来作技术员，听说一个月要给他三百块钱。人看上去不坏，怎么会做坏事？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