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师李德娴先生 作者:西门石桥 签名：会写字，尽量不写错别字； 会作文，力求语句要通顺； 会构思，总想故事如熟人。 --------《往事兴化》http://shiqiao.chiname.cn 李德娴先生是我读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当时，同一学校有两位姓李的教师，大家为了区别，称呼李德娴老师为“老李先生”。确实，李先生做我们班主任的时候，已经年纪较大了，接近五十岁了吧，而且作为一名老处女，就更加显得特别了。 离开她的班级18年后的1985年，我出差顺道回家乡探亲，在城中心公路“五日大楼”附近远远地看到她。她驼背了，弓着腰，艰难地缓慢行走。我正想走向前去问候她，一转身却不见了。之后与同学谈起来，同学们都是不肯定的口气：好象已经去世了吧。我听了心中沉甸甸的，很不舒服。难道我看到的是魂灵？ 但是我不信迷信，坚信是亲眼见到她的。但是我的时间不充裕，没有能够去寻找她。 再十年后的1996年初，我回家乡探亲。我又想起十年前的一瞥，于是决定到胜利剧场西边张老娘巷子的李家大院探访。走到该处，不料那一片早已拆除，成为一条大道（英武路）。我惘然若失，那十年前的一瞥，勾起我往事绵延。 我从知道李先生的名字起，就对她充满了敬意。小学二年级时，李先生所教的班级成为全校唯一的先进班级（“五好班级”）。那个班的教室在学校后门的外边，一个独立的小院子。但是这个班风气好，纪律严明，学生成绩也好。每天早上做操，他们都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学校。我们都很敬佩这个先进集体，更加向往能有机会成为李先生的学生。 二年级的期末典礼使我难忘。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全校大会上到讲台上领奖状。这与后来的按三分之一评奖不同，获得这个荣誉的，我班仅有我和邹桂宏两人。那一年的全校唯一的“五好班级”就是李先生的班。散会后回到教室，班主任张勤老师又给我们讲了这个“五好班级”的先进事迹。 过了漫长的暑假，三年级开学时，我们得到一个惊喜：我所在的三（二）班就在学校后门外的小院子里，而班主任老师就是李德娴老李先生。我们感到，在这个产生先进集体的地方，我们的班级也能成为先进班级。 李先生常年穿深蓝色的男式中山装，不苟言笑。她高个子，长脸，由于年纪的缘故吧，双眼下面的眼袋明显，更显得神情严肃。很快我们就传老师的家庭身世。她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在城中小戏园（文革中改为“胜利剧场”）旁边的李家大院就是她家的祖业，而且她一直未婚。 李先生是教语文课的。她讲的一个成语，我记忆犹新。针对有些同学学习不用功，她讲了“幼学如漆”的故事。时过三十多年，我现在更加体会到“幼学如漆”的道理。 每天晨会（即是后来的“天天读”，在第一节课之前，约半小时），李先生给我们讲时事。当时全国正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通过李先生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三家村”、“四家店”，但是并不明白一场重大的变故正在酝酿。 不久，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到小学。“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成为晨会的学习内容。开始还是有组织的行为。有一天，李先生发给大家半张白纸，要同学们给她提意见。我像做作业那样，经过认真思考再填写。我提的意见是说她教育学生的口声不好，态度生硬。我记得用的词语是“吹胡子瞪眼睛”。不过，事后我总是感到用语不当，有刺激性，伤害了李先生。 后来的情形就失控。高年级的学生和已经毕业但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们，到处贴大字报。有时甚至将大字报贴到老师的身上。我亲眼目睹这样的情形：一名教师正在阅读大字报，突然有人将糨糊刷到他身上，跟着就将大字报贴上去！我看呆了，心都提起来，我感到刚刚明白的一点“尊师爱友”的人生规则全都变形了。 当时，学校里教师全部“靠边站”，经过“斗私批修”，大部分很快就获得“解放”，被“揪斗”的有三人：一是王恒珍校长，她是“当权派”，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所不问，都要“打倒”；二是教导主任蒋碧铃，她是二号“当权派”，而关键的是她态度顽固，对文革有抵抗情绪；三是体育教师金煜，据说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教官。因此，李先生虽然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有很大的风险，但也排不上位置。然而李先生病到了。我知道她生病，并非我的责任，但是仍然消除不了歉意，经常想到那份“小字报”。 来了一名男的代课教师，叫冷家龙，中学刚毕业，毫无教学经验。三年级开始学作文。作文是长期困扰小学生的一门课。学生们流传一句顺口溜：“作文作文，作得头疼，费了墨水，得了二分。”（文革前作文用五分制，文革始改用百分制）学期考试时，冷先生出了一道很潇洒的作文题目：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至于作文的写法，一句解释全无。 于是我们上大街看大字报。当时，大街上到处是大字报专栏。我们转了一圈，却很失望。街上的大字报全部都是批判陶铸的，却找不到一篇批判刘少奇的。原来，刘少奇是先被打倒的，陶铸继后被打倒。据比我大四岁的同班同学、也是当时的好朋友沙万喜说，毛主席第X次接见红卫兵的新闻记录片中出现了刘少奇的镜头，是陶铸做假，拼接上去的，所以陶铸被打倒了（至今我无法证明其说的真伪）。我看了一通批判陶铸的大字报，看得毫无头绪，扫兴而归。时间就这样延宕下来。直至到该交作文的那天，我就很着急了。记得那天大早，我照例很早去叫沙万喜一同上学。说起作文的事，他说其实很好办，就将街上的大字报抄一大段，将刘少奇的名字替换成陶铸就可以了。于是他就将他的作文给我抄。我就一字不改地全文照录，聊以塞责。后来，分数下来，沙万喜得甲上，我得甲下。我感到好笑。因为确实不是自己的劳动，也并没有不服气的意思。 三年级第二学期，李先生上班了，花很大的精力给我们补课，特别是作文课。每次作文课，出了题目，她都详细讲解。而同学们实在太差，左讲右讲不明白。她就一句一句地说了叫我们记录，还将关键句子写在黑板上。我好提意见，就发言说这不是作文，而是填充。她当时的表情很急躁，说：不这样做，有什么办法？我忽倏之间想起“吹胡子瞪眼睛”的小字报。 李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心很多记不清了。记得两件事。一次体育课，大家抢球玩。当时教师少，副课经常是班主任兼任。所以我们的体育课大多数时间“自由活动”。有个同学叫邹守垠，很调皮好动，活动中为什么事与我纠缠。李先生即喝住他，防止他欺负我，并说我“弄不过这些野猴子”。我们建新小学（现恢复“城西小学”的名称）在西门城外，社会环境比城内落后好多，学生野性也大得多。不过，邹守垠同学二年级时曾经与我关系很好，三年级之后年纪稍长，关系也就逐渐淡漠了，但是还不至于欺负我。我们的纠缠也是一般的打闹。当时我从心里感谢李先生对我的呵护。 另一件事是推荐我到学校宣传队。四年级上学期（1967年下半年）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四（二）班有两名男生参加宣传队，我和邹鹤青同学。开始，我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内容一点不了解，幻想着那是一个培训班之类的。后来自然明白，每天放学之后留下学歌，排练节目。宣传队的辅导老师有三人：朱导玲、陈明兰、李阑（小李先生），三人都是女的。我很认真学歌，学每一个舞蹈动作，而且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专业演员。后来“迎九大”时，晚上上街游行，我们宣传队的成员分到各个低年级的班去协助老师带队，我又到了李先生的班。 1978年我考上大学时，高兴地送喜糖给李先生。在李家大院的门头厢房里，我找到了她。她正生病卧床。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照顾她的起居。这位妇女颇觉意外地说：小学的老师，算什么呀！我当时有许多话要说，要表达对李先生的敬意和感激，但是我太笨拙了，心底里的话讲不出来，也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激之情，只是简单的问候。在我赴上海入学前，她专门到我家，并送我一只搪瓷小饭钵。在大学四年中，我一直使用这只小饭钵。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回家探亲时，曾去探望她。她没有后人，与她的侄子住一起，家中有个傻孩子，又脏又乱，无处落脚。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家乡的变化固然可喜，而李家大院的拆除，却使得我惆怅不已。与同学好友谈论起来，大家都说老李先生是个好人，是个严厉的老师，是个慈祥的长者。 因为多次地叨念老李先生，我妹妹也帮我打听。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她打听到，她的邻居认识李先生，并知道她的新住址。 于是我按照地址寻访，果然找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十分高兴。李先生居然身体比以前还稍健康些。她说各方面还好，只是腰疼，弯腰走路则好一些。我约她第二天出去吃茶，我还意外地见到蒋碧玲老师，当时的教导主任，文革被批斗，文革后期获得“解放”，任校长。现在她们二位均是离休待遇。虽然本地经济环境不景气，她们的生活尚好，在本地算是高收入了（除了个体私营业主）。蒋老师年纪稍轻，性格外向，也过七十了，但能够爬山。她说每年都出去旅游一次。 看着她们有个安定的晚年，我心中由衷地宽慰。 （注：这是几年前写的旧文。查出来，稍做修改，贴在家乡网站上，以表达我对家乡的思念，表达对李老师以及其他老师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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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欢迎！ 写那段岁月的文字不多，也许和上网年龄有关吧，读到这样的文字，很喜欢，文中尊师之情，令人敬佩。欢迎作者来到四十港，望常来！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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