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你最可爱的是什么吗？”那次你问。

“是什么？”

“善良。”

而我却深恐自己愧对于你对我的这种评价。我自觉是一个经常反省自己的人，没有人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骨子里的善良，但是，三十多年的生活阅历也使我在反省时常为“善良”一词感到困惑：善良无疑是人性中一种高贵的品质，而人性的组成还有其它更多更复杂的元素，如果我们称一个人为善良的人，他的善应该在他所有的品性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呢？而且这种比例是一成不变的吗？有纯粹善良的人存在吗？至少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善良的人，某些时候，当自私、嫉妒和因狭隘而造成的愤怒占据我的心胸时，我感觉不到自己的一丝善意，并且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恶。

所以我提醒你说：“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恶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是吗？”你不经意地问。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在那个抒情的夜晚，所有沉重的事物都是我们不愿意提起来的。

而今天我要敲出的一些文字，它们也许与善和恶无关，内容却是沉重的。

其实在监子里，我的大脑更多的时间是处于一种昏睡和渴望失忆的状态，因为她要逃避提审过程中的诸多盘问带给内心的折磨。

入监前已有师友叫我逃离湖南，自己也预料会被抓，但是我说逃有什么用，抓就抓吧，不被抓，我就好好学习，被抓，我就进去。这样说这样想倒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义凛然，但不知为什么心情就那么平静，当时的心态，套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语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果然那天下午，学校的系书记带着两个公安来了，说是要了解一点情况，让我跟他们去公安局走一趟。他们很平和，还微笑着，我也平静地跟着他们走了，书记像完成了一项任务似的与我们道别。到公安局后，带我来的两个人中的公安A不见了，公安B则坐在我对面，突然变了脸凶狠地（不是严肃）说：你要好好交待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别人都做了些什么。我很反感他的这句话，便用同样的语气回敬他：我自己做的我会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别人做了什么是别人的事，我也一概不知。公安B一听气极败坏：你这什么态度？我反问：你又是什么态度？此时若不是公安A回来了，对话可能会更加激烈地进行下去。公安A对公安B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就带着我上了一辆吉普车，兜兜转转地开出了城区。我不知他们带我去哪，也没问，一路上三人无言。车开着开着，大约已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就在一个乡镇模样的地方停了下来。两公安找了个吃饭的小餐馆，叫我同他们一起坐下。他们开始点菜，公安A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我说：田鸡。他就点了。我吃得很过瘾，仿佛知道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就只能每天吃斋似的。期间我问我们去哪，他们说去一个交待问题的地方。我问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可能几天吧。我就说那我得打个电话回家，他们说不行，我也用不着担心，他们会通知我的家人的。再度启程上路后，不知又过了多久，天已完全黑下来，终于到了一个全是低矮平房的地方。在一间办公室里一男一女接待了我们，两人都个子不高，态度也都很和蔼。他们告诉我这是XXX看守所，让我填了张表，还按了个指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按指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大约有点像阿Q画他的圆圈，态度是认真的。然后女的就带着我进了后来我才知道叫做监子的房间。也是后来，我知道了那男的是看守所的所长，女的是专管女监犯人的负责干部。监子里已有两个年轻女人和一个老太婆，她们都友好地同我打招呼。女干部发给我一些生活用品，说是以后要交钱的，叫两个女人将筷子瓶罐之类都收起来上缴给她，又嘱咐她们告诉我在此生活起居的一些常识，然后关上门走了。几个女人对我十分好奇，问了许多问题，我答着，却犯困得很，因为前一段时间睡的太少了，声带都失声过几天。聊了一会，我就像回到学生宿舍一样沉沉地睡去了。要提到的一件事是：从一开始到入监，他们并没有给我戴上手铐，令我感觉自己一直是一个自由的人。

公安人员来看守所的审讯室让犯人交待问题叫做提审。这是犯人们都盼望的一件事，因为提审越多案件定案就越快，没有问题的可以尽早回家。我入监后，以为第二天就会被叫去交待问题，没想到数天都见不到公安的影子。监友们告诉我，公安要先调查一些情况才会过来提审的，所以急也没有用。我便成天睡觉，恶补以前的睡眠严重不足，迷迷糊糊地被干部轰出去放风，昏昏沉沉地被监友叫醒，下床吃饭。

终于有一天，干部唤我的名字，然后说是提审，领着我去到另一栋平房的审讯室门前。我走进去，里面已坐着两个人，就是带我来看守所的公安。等待我入座的桌凳在他们面前两三米处，背后的墙上刷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个醒目的大字。因为在与监友相处的这些天里我已知道了如何让自己不在这句话面前心惊，所以我很镇定。

与看到过的电视电影情节一样，公安B提问，公安A记录，首先是一些明知故问的公式化的程序，回答姓名性别籍贯等等问话。而接下来的提问，如某月某日你做了些什么，和谁一起，或者，你是不是在某月某日与某某人一起做了某某事之类的问题，却像一个个钻入脑髓的虫子，搅得我头痛欲裂。本来，那些在不分昼夜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虽然过去并没有多久，却因为事务的纷乱已在我的记忆中纠集成一团难以理清的麻线，面对这些提问，我得将细线一根根从麻团中抽出，并按时间顺序排列好，这已是颇费脑力的事，而令我感到切实痛苦的是，他们要我说出绳线上牵连着的其他人的姓名，而一旦这些名字从我口中脱出，也许就意味着他们将像我一样受到公安的礼遇。我想那时我的眼神在公安面前不再是镇定的了，一定是迷惘、不安、踟躇并夹杂着些许慌乱。我努力使自己沉着起来，努力去回忆自己在每个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但对于别的人的问题，我都说我不记得了。公安A一直记录着，面无表情，公安B则很严厉，要我考虑后果，对家人的影响，说若我不交待清楚就会在这里永远呆下去，甚至更加严重。他责令我回去再好好回忆。

回到监子时，我像虚脱了一般，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了，只听得那老太婆说：真可怜，还是个学生，她爸爸妈妈还不快急死了。

在又一轮的等待中，某天有个值班战士同我搭起了话，他是个班长。生活中戏剧性的场景不难遇到，这位班长长的颇为英俊，竟像极了电影《便衣警察》中的男主角。我们聊天，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外面也不知何人传言说我在监子里绝食抗议，我妈为此伤心欲绝。他说，你还是尽快把别人的事也交待了吧，学生犯事处罚不会很严重的，何况他们不是领头的。我想象母亲在学校办公楼前的草坪上翻滚的情形，这个场景无疑更令我心痛。母亲本是个坚强乐观的人，但她也是一个本能地深爱着自己一双儿女的母亲，儿女所受的伤害带给她的痛苦更甚于她自己亲历苦痛。接下来的几天，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做出了向他们妥协的沉重的决定：说吧，说吧，为了母亲。我还为这一决定找出了其它的理由：我校组织此类活动与其它学校不同，我们全是学生会的干部（我是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因曾多次组织全校性的文娱活动，加之在此次风波中没有因为数次大势的变化而改变立场成为墙头草，就在后期被推为头领了），也并没有随大流而另立名目。我们组织的一些大规模活动都曾通报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所以我们几个人的动向，校领导和有关人员是比较清楚的。既然我已被关押，我已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已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重要责任，而与我共同行动的同学，本来他们就只负有较轻的责任，即使我交待，他们也不会被关押，就让他们也承担一点责任吧。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种出卖朋友的行为，为此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第二次提审。

公安似乎很清楚我的心理演变过程，他们再次前来审讯时，公安A乘公安B不在，轻轻地耳语与我：跟你一起的同学，你说，没事，但老师，你决不能说。我当即明白了我的幸运：公安A其实是支持我们的人。尽管如此，当公安B提问时，当我面对着他缓缓地、迟疑地张开口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嘴唇似乎也不再属于自己，每说出一个名字就像给心尖扎上了一根针，令我感到极度的痛苦。在那一刻，我真希望我能失去所有的记忆。不过，我想我还是比较清醒的，在痛苦的同时，我仍然暗地里快速衡量在我脑子里出现的和被公安B提及的每个名字的知名度，尽可能多地把一些名字咽下喉咙，只供出或承认了学生会的几个人和一两个众所周知的特别活跃的学生，对于其他热心参加过活动的普通学生，我都表示不认识（其实，我们曾经是多么亲密，那些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那个藏在某个宿舍的地下油印室。。。。。。）。当公安B问及老师：

XXX老师和你们一起策划了XXXX活动，是不是？

我不认识这个老师，那次活动有没有老师参加，也不记得了。

XXX同学都交待了，你是为首的，怎么会不记得？

除了外语系的老师，我并不认识其它系的老师，但是外语系没有一个老师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时事情太多了，有时也许有其它系的老师过来看热闹，但是我一个也不认识。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提审过程。每次回监后，我都呆呆地坐着，不是沉浸在回忆当中，而是努力去遗忘，忘悼那些熟悉的名字，忘掉每次审讯过程中我说过的话，忘悼那种出卖和背叛朋友的痛苦的感觉。

当我离监返校后，原学生会的干部都先后来与我相聚，但YB却一直没过来，他们几个人当中他受到了最严重的校内处分，我想也许与我的交待有关吧。我觉得非常内疚，所以虽然回到了学校，心情却依然沉重。而某天，一个同学告诉我：你知道吗，你在公安局所有的材料都转到了学校，XXX（校团委书记）看了后，对你很钦佩，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你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没有推卸给别人。听闻此言，我几乎流出眼泪。

就在去年，我与YB和另一个校友和他们的爱人在我们现今居住的城市会了面。YB已是关外某个学校的副校长，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提及此事，我想他们并不知晓我当时的心情。YB现在踌躇满志，他的这种状态使我心里颇感宽慰。而数年前，我亦听说那个校团委书记也早已来到这个城市，在某大学附近开了个餐馆，但详情不知，亦无谋面的机会。在这个脚步匆匆的城市，在这个聚少离多的年代，有太多的不必将过去提起的理由。也许生活本就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