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想到的是一树的梨花。白颜色，素净得有点凄凉，凄凉得艳丽，好象京剧里披麻带孝的女子，泪水饱含。五只花瓣，在静绿的花萼上怯生生连接。一树的花，整棵树雪白耀眼。北京的春天好多风沙，只几天时间，花瓣一枚枚一把把榆钱一样飞扬着尽落地上，只余那些花萼挺着枯萎的花蕊在枝头，渐渐膨胀成为果实。落花是好看的，一地的洁白。那时候我最喜欢李后主的一首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耐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我时常想象一个白衣胜雪的人面对诸花残红，怅然而归。

梨花谢了好久，才能盼到果实成熟。这棵梨树的种不好，父亲说。我小时侯猜测没准是很多年以前谁顺手扔下的一个梨核儿，不经盼望地长大。再没在别处吃过这样的梨。作为梨本身，个头不大，核儿很大，只不太多的薄薄一层果肉，却满是水，咬一口一地的汁水，淡淡远远的甜，所以我很爱它。秋初时候守在院子里，蜻蜓嗡嗡嗡的，蝴蝶优雅翩飘，小小的飞虫聚成团儿打着旋儿地飞得迷人的眼，忽然咕咚一声，熟了的梨落在切成方形的灰色水泥地砖上，裂纹纵横，我跑去拣来，在院子里的自来水管下冲洗干净，没有农药，新鲜而且香甜。每天半个下午，总有十来个落下来，我分好，给外公的，外婆的，姥姥的，父母妹妹舅和姨的。我害怕爬房，摘梨最初是舅舅的工作，后来交给了小表弟。自来水管则每个冬天都要缠裹上稻草，即便如此仍然逃脱不了上冻的命运。

那时候梨树还不很高大，我和妹妹在它旁边的水泥地上学打羽毛球，后来球老是落在树上，要无数次地拿够香椿的竹竿去捡，再后来，连走路都得弯腰哈背地躲闪。为此老梨树挨了好多剪子锯。等我这几年去看它，已经树皮纵裂，老态龙钟，有点委琐了。

原来家里的人很多，外公外婆我们一家四口三个姨一个舅舅和他们陆续增加的另一半还有姥姥，偶尔来的客人，怎样都有十来人。我学会数数以后，计算吃饭人数就成了必做的工作，还要给他们预备下坐席。老人长辈坐大而宽的旧木凳，年轻的坐新式小而简洁的折叠凳，如果数目还不够，要到父母房间里去搬椅子。还有每个人的碗筷。吃完饭再逐一收好。这是我最初的家务，后来如数移交给妹妹，再后来是小我十岁的表弟。为了教他们英语，每次吃饭前我都会装腔作势地问：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e family？现在妹妹的女儿还没有见过中国，如果回来，也许我得一字一字地问她：今天家里有几个人吃饭？

这些都是繁华，如果说到冷清，就要从宽大平和茂盛的中院穿过一道月亮门，走一条窄窄长长的有屋檐的通道到后院去。这个走廊是我小时侯最害怕的地方。那时候个子矮，够不到廊柱上的电灯拉绳，走廊上黑，堆满了废旧不用又舍不得丢弃的东西，使道路愈加窄小，走不好就会撞到。我以为吃小孩子的鬼就藏在那里。初中时候在那里发现一张裹东西的外文报纸，里面一页有三四幅不穿衣服的女人照片，家里没人的时候就跑去看，看过以后再原样裹上。有一次家里卖破烂看见她们在地上，后来就没了。

最小的四姨嫁走以后，我就搬到后院她的房间。有了独立安静的自己的空间，使沉默孤单自卑自怜成为可能。关于那里的回忆总是和黑夜有关。昏黄的灯晕，厚重的窗帘，淅淅沥沥的雨声因为屋檐的流水而放大得难以忍受地孤单。三更半夜落叶和落果的声音。霉苔在土砖上悄无声息地生长、腐烂。靠墙书柜里许许多多的灵魂挣扎哭泣绝望。惨白的月光映在墙上。

春节时候妈妈跟我商量，我去医院照看外婆她去院子里搬家。我坐在医院的病房里看着有时昏睡有时糊涂的外婆，她曾经白皙娇好的面容如今沟壑纵横，因为仰面躺在枕上，肉皮松垮垮地搭在两边非常疲惫臃肿。点滴瓶子里的药水静静地一滴一滴落在下面的针管里，好象脆弱的生命。

妈妈回来说，一屋子的破烂没什么可要的，几只米缸有的扔了有的送了街坊邻居。我婆婆一直想要的泡菜坛子先还在院子里后来就没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