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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也许更合符爱德华.W.萨义德对于理想知识分子的要求:扮演的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或者如贾克比再三强调的他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我这样指认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在理想化的层面为某个或某些个自然身份是女性的自由知识分子说话,某种意义上,自己身在自然女性知识分子之中,同时深切明白这也注定了社会身份的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或许是她们的性别限制使她们,也或许是性别的自觉令她们可以如此。在界定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时,我不必做出种种排除,如什么是什么知识分子,什么才是自由知识分子。
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可以说,就是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当下学术体制官僚化和腐败无处不在的背景下,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抗拒和质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境况。 她们是集体处在边缘的边缘,通常在评职称上处于劣势,在学术成就认可上处于被漠视,在精神形象建立上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她们却同时是坚定不移的声音,在那为数不多充满人文关怀人性温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更多她们的执著,在没有经费的学术交流中,可以看到更多她们的身影,她们发出的疑问很可能改变了某个会议的主题。 她们承担着远比男性知识分子沉重的人生负担:她们通常必须在家务和抚养孩子之后,用男性知识分子休息的时间工作。或者她们中有人被迫放弃做母亲,为了工作。又比如学术官僚体制对于成就的双重标准,在同样的质量和数量下,她们的论文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为此她们要承担远比男性知识分子沉重的精神负担。 如果说知识分子最难做的事就是批判,是建立在识别力上的不认同,那么,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在做和前仆后继所做的,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事业。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女性自由知识分子是最优秀也最应该获得敬意的阶层。 这个阶层是艰难的新生的阶层:她们没有可以骄傲的孔子孟子传统,她们完全来自现代城市化的进程,是新生的“新女性”。从父权压迫中脱颖而出带着新生的阵痛和热情,在中国,在百年之中,她们受到两次重大洗礼:一次是“五四”到抗日战争前,自由主义思潮为她们受教育和表达自己提供了机遇,她们中产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女性写作群体,书写作为女人的命运和反抗命运的勇气,建立了这个阶层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个人主义的和女性的思想与世界观。这使得她们在后来的历史动荡中始终没有麻木和消失。这也使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时期,会出现像张志新,特别是林昭这样清醒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理由。其实早在秋瑾那里,这份清醒就已经播下火种。可以为正义和公平而献身,却不在权势和金钱面前失节,这种知识分子的品质,在这个阶层从来没有丢失而是在传承中闪闪发光,照耀着时间的黑暗。 如果说自从“五四”以来,这个新生的阶层就体现了她们全部的潜力,包括数千年被压抑积累的能量,她们只要能够生存,就在发言,发言中就充满了批判与质询,批判与质询中就呈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品质。那么,第二次洗礼正是这个阶层的自我成长与成熟,女性主义思潮是她们贡献给中国文化的最大成果。作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重要构成,中国女性主义思潮首先是从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中生发的,后来才与国际女性主义运动接合,但依然体现着中国本土思想解放的特点与深度,体现着中国女性独立思考的意志,这一份宝贵迟早会在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经验中得到呈现。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浮现于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之际,这正是它清醒的地方,对于荒谬历史和错综复杂未来充满怀疑精神而不是简单的清算主义、乐观主义或投机的功利主义,这也正是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的清醒所在。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女性主义思潮最初的声音由文学发出,是中国最活跃也可能最敏感的女性自由知识分子的作为,她们对权力体制扭曲人性种种进行暴露,深刻的洞察力抵达了人性和文化反思的核心。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现在和将来都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人性结构的最好材料,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方舟》、《无字》、铁凝的《玫瑰门》、遇罗锦的《冬天里的童话》等等。事实上20多年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全部成果都是重要见证。 关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交织在对于权力及文化构成的思考之中,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因此而获得不断发展的内力,在80、90年代之间,更新一代女性自由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她们来自学院或一直生活在学院之中,与上一代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女性不同,更直接体会了与知识男性之间思想意识的冲突,同时学院体制一方面接纳另方面歧视知识女性的生存现实,也使她们与上一代知识女性区别开来。她们中不仅出现了思考型作家,专业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出现了行动的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应该说,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已经成为她们的共识,尽管可能表述不同。在各种媒体或自办的书刊发表言论,及至创立民间社团,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纯粹知识分子式的,通常不计报酬,或者还要自谋经济出路。但是,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自觉带给了她们独立的信心,有时也有响应的快乐。这样的情景在当下的中国,如同生机绿意,已经形成一片向中国知识界特别是体制化的学术界,播送新鲜氧气的自由场所。也许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将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互为生产,在持续发展之中,形成女性主义的知识女性传统,果如是,就是中国文化的福祉了。 当我们指认中国存在一个女性自由知识分子阶层时,我们不过说出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所以也必可以接受追问:这个阶层出现了她自己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远不像回答男性自由知识分子那么困难,那么需要在寥寥可数的星辰中确认,我所困扰的反而是,在众多的闪闪星辰中,谁是批判力识别力最强的?因为过去和今天的许多优秀的女作家和女学者都是具有不同程度批判力和呈现了建立于良知之上的识别力的。在今天,有些名字在体制之外的读者中众所周知:像王安忆、李小江、李银河等等。然而,我仍然觉得,可以借助男性自由知识分子的种种尺度,来说出一个体制之外始终发言的人,一个像王小波一样的人。这样的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理性,又具有与体制对抗的能力,勇士一样可以不要公职,是完全的自由撰稿人。尽管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只有如此才算是彻底的自由知识分子。然而,我的确可以找到这样一位女性自由知识分子:残雪。一位思想型作家,同时是人性批评家。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这样彻底的自由女性知识分子,至少意味着一个高度。残雪很早就拒绝了公职,生孩子后,她靠从事个体裁缝养家糊口。就是在承担生活重量的同时,她写出了著名的批判作品《黄泥街》。此后,她一直不停地发表对于体制和人性双重批判的小说和思想随笔。她的近作思想随笔就有《地狱里的独行者》,而且她在进行《神曲》的新解读,意在重建一种人性批评的文化尺度。我个人认为,残雪具有时间意义,她的写作和批评是建立在冷静的怀疑精神之上的,而对于普通人民和人性的关注,又是一位知识生产者建立在知识理性基础之上的作为。我无意将残雪与王小波进行对比研究,但是我愿意指出,残雪和王小波一样热爱并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她的《顶层》写一位传达室守门人的精神冲动,将平凡个体所呈现的形而上的力量写得感人至深。她相信个体的存在是最应该获得尊重和关注的。她所有的写作和思考围绕这个核心。这也许是她个人,同时也是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界入和出色贡献。 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有人追问:谁是中国女性自由知识分子?那么我提醒他,请先低头阅读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著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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